日本经济学界正关注浙江 欲为日本商业寻找新模式?
发布日期:2010-07-25 12:13:15 点击:222
迅猛发展的浙江经济近来备受关注。
今年7月,有着全球小商品采购中心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吸引了一批日本学者的眼球――日本著名国立大学神户大学(系日本三大商科大学之一)拍摄团两赴义乌实景拍摄MBA教学片,其中“解读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了这部教学片的重点。据了解,该片后期制作将更复杂,到时会制成汉语、日语、英语三种版本,此举意味着它将不仅仅会在日本的MBA课堂里被反复用到,还有可能走向全球MBA课堂。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代表了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一段历程,也就是说,浙江模式凭借着自身发展所创造的奇迹赢得了一个全球推广的机会。”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特别强调,这样的全球推广非同寻常,因为大多数国家的MBA课堂对象是成年人(尤以有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或大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才为主),用专业广告术语来说,就是“受众定位精准”、“推广效果更佳”。
除了日本学者拍摄团,近期日本企业也频频组团来访。7月12日,一个由10多位中小企业家代表组成的日本经贸考察团来到杭州,杭州市贸促会、下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企业代表参与了洽谈,日本商人们热切地表达了希望能在浙江寻找合作者的愿望。
这些消息让人振奋。一些浙企老板自豪地认为,能够成为国际MBA课堂的教学案例就说明浙江模式是成功的,所以才有人来学习;也有企业家理性地提出,日本商人来浙江寻找新机会,将加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浙企要迅速作出反应;另一些企业家则冷静指出,尽管近来出口日本的贸易总额有增无减,但大多数外贸企业赚的还是产业链下游的钱,亟待转型升级。 理性的声音深得专业人士赞同。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沿海每一个省的经济发展路径都不一样?赵伟指出,这是因为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路径模式,浙江模式的确有着值得他人借鉴之处,但目前也面临瓶颈,要用“转型与发展”的观点来探讨浙江模式。浙江企业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还要向以严谨著称的日本企业学习,增加自身的竞争力。
日本经济学界及日本企业为何关注浙江?浙江企业又该向日本企业学些什么?本期创富周刊将为你一一解读――
日本商业贸易如何创新、发展?
经济学界欲解“义乌密码”
神户大学的学者们为了拍好这部MBA教学片,在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两赴义乌。
在义乌期间,拍摄人员走访了大量浙商,还逐一向市场管理方及政府职能部门求证,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满足,到了杭州后还要访问中国的专家学者。
日本学者为何把拍摄地定在义乌?参与此次教学片拍摄的中方合作人员透露,义乌是一个既不沿边也不沿海、市域面积110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近年来它却屡创奇迹为世界所瞩目。目前这座城市中常住的外来建设、经商人员已达100多万人。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个地区的外商代表常驻此地采购商品,20万经商大军在这里以日均2000多个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规模将浙江商品发送到212个国家和地区……义乌已是全球公认的国际商贸城,义乌市场走上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发展之路。这种流通领域的张力,对于资源稀缺的日本而言极具诱惑力,他们希望找到这种模式的密码,从而更好地发展日本的商业贸易,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
“这一次拍片并非神户大学单方面的行为。”该合作人员透露,日本当地主管部门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专门部署各大高校去国外寻找经典案例,为此还拨了专款,神户大学此行只是这组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个信息对于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做生意的一些老板而言,好比打了一剂强心针。“最近生意不太理想,先是有金融危机,后又有欧债危机,拿订单的确比以前难了。”在义乌卖饰品的吴老板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我相信生意很快就会好起来,义乌越来越有名了。”
杭州光大家纺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小庆对日本学者关注义乌并不觉得奇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贸易模式是浙江贸易模式的代表之一,浙江的贸易发展向来走在全国前列,别人来学习也是意料中的事。”
赵伟教授指出,“日本经济学界正在为他们的国家寻找一种更好的经济模式。他们关注到了浙江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产业聚集效应明显,并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是产业集聚的成功,这个道理就好比是有家饭店在某条街上开成功了,就会迅速冒出第二家第三家饭店,这条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美食一条街。”
有专家直言,浙江企业必须清醒地看到,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品绝大多数还是相对低端的普通商品,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很多,但这些订单也较分散。然而,目前的日本制造则往往是带有科技含量的制造,如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东芝、松下彩电或丰田汽车等。“我们的一单小商品出去了,只有等着第二个单子进来。但是日本企业卖出一辆汽车,则可以带动维修、配件等一条龙产业。
浙江模式的转型升级,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浙江制造的技术含量。
杭州对日本出口近期大幅增长
但浙江企业仍有危机
浙江的出口贸易形势向来不错,除了蒸蒸日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杭州市近期的出口贸易成绩单也很漂亮。
杭州市外经贸局对外贸易处给出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市出口稳步恢复,单月出口呈现“√”形走势。特别是今年6月,杭州市出口25.66亿美元,比上月增加1.91亿美元,同比增长51.92%,已连续七个月保持恢复性增长,并刷新了2008年7月单月出口25.50亿美元的纪录,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日本的贸易总额达11.97亿美元,同比增长32.46%,占出口总额比重9.18%。
杭州宇信贸易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日本出口服装,公司总经理吴伟婷觉得,绝大部分贸易公司眼下仍然倍感压力,杭州对日出口近期的这张漂亮成绩单来之不易,可以说是在浙企艰难寻找新出路或是付出更大的努力后才到手的,总体来说成绩不错,但就个体而言,订单减少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还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吴伟婷用“形势困难”四个字道出公司的处境。做了十多年外贸生意的她,深谙服装原材料价格“在每年10月、11月适量上涨,到农历春节前回落”的规律,但这个规律现在不管用了,去年春节原材料价格仍在大幅上升,市场上一度出现囤棉花、棉纱的人。“我们第一轮出货是今年3月,这是早在去年就下的日本订单,可材料价格已经涨了,订单价格不可能改动,我们出现了损失。”紧接着吴伟婷就要面临第二轮报价,她不得不提价,日本客人选择观望,订单数直线下降。
除去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日出口的成本上升。与吴伟婷合作的一些浙江企业负责人就在抱怨,工人工资涨了也难以解决用工荒的问题。眼下有一批特殊的“临工团”在各大工厂间客串,更是让用工成本水涨船高。吴伟婷透露,“所谓的‘临工团’由几人或几十人组成,临时帮企业完成规定时间内的订单,他们的日酬劳少则七八十元,多则上百元。”
成本上涨削减了“浙江制造”在日本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经营对日贸易的浙企要留住客户必须寻找新出路。同样是做对日贸易生意的杭州隆德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晔深有体会,她的日本客户最近就非常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开始在越南一带寻找新工厂,希望能够降低成本。
“我们现在放弃了一部分对价格特别敏感的客户,努力开拓一些对服装品质有要求并可以接受我们新价格的客户。”蒋晔认为,过去外贸公司赚的只是一点加工费,设计、商标是客户给的,然后由外贸公司寻找浙江企业代加工。现在她不想再做只赚差价的中间商了,而将自己定位成服务商。
“我们可以在交货周期上、起订量上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产品也会更优质。另外,浙江还有一个义乌,我认为义乌已经是世界的义乌了,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有那么多,日本企业也完全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把他们的科技和产品通过义乌输向世界,我们也能从中赚取服务费。”蒋晔认为,哪怕是在再大的危机浪潮下,浙江企业也能找到机会。
不光要来买产品
眼下日本企业也想在浙江推销自己
不管是吴伟婷还是蒋晔,在对日贸易中她们近期最大的感受是――日本客户的购买力改变了。订单越来越少,个性化的订单相对偏多。
“据我估计,这与日本经济尚处于相对低迷期有关,大家都对经济复苏心存疑虑。”蒋晔的想法,得到杭州光大家纺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小庆的认同。
汪小庆的日本客户最近频频向他伸出新项目合作的橄榄枝。“原来是我把毛巾、零钱包、布艺衣架等创意日用品卖到日本去,现在是客人想通过我把日本产品卖到浙江来。我觉得,日本人也在寻找新市场,浙江市场在他们眼中是非常有潜力的。”7月21日上午,汪小庆的一名日本客户邀他前去洽谈,客人希望能够将一批日本服装卖到浙江来,问他有无合作渠道。
汪小庆拿出一本时装杂志指着上面的衣服说,“我曾试着将这些日本服装卖到杭州来,但因为日本供应商的价格不可以随便变动,无法适应国内商场打折、市场讨价还价的规则而最终没有合作成功。不过,一些化妆品、机械设备的合作项目眼下都在洽谈中。”汪小庆认为,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景可期。
日本企业最近也热衷于组团来浙寻找市场。就在上周,日本中小企业经贸考察团来到了杭州,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媒体进行洽谈。“中国有13亿人口,即使每人买一条毛巾,也有13亿条毛巾的市场规模。”在洽谈会上,一位来自长崎的商人谈到了他对于中国市场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的消费市场相当庞大,他说此次来浙江也是为了亲眼看一看。还有日本企业家想让杭州的中小学生吃上日本面包,一位专门从事广告直邮行业的日本企业代表也提到,他们希望能与杭州的同行进行合作。
本报驻义乌记者站记者施洪灿几乎每天都要去义乌小商品城逛逛,他发现,作为国际小商品贸易平台,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总有那么多,日本企业在义乌并非只能进行采购,他们还会来寻找新的销售平台。日本企业最新的动态就是――借助义乌这个平台,将他们的科技和产品输向世界。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模式具有全球典型性,事实上不仅仅是日本企业在这里找市场,世界各地的很多企业都在这么做。此外,美国学者最近也经常会在义乌定点调研。
“浙江的企业,不必害怕外来力量的竞争,而是要通过这些竞争吸取海外同行的经验和教训。”杨轶清说。
没有危机感的危机最可怕
浙江企业又该向日本企业学什么
李先生在复旦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了日本攻读国际贸易关系学,留学四年后回上海工作。他认为,眼下日本经济学界如此关注浙江,正说明了日本企业的危机感。
“作为公共资源的代表,大学非常希望从他国的成功模式中找到本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日本近代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快速高效地消化吸收外部经验的能力。中国处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商业文化与日本的商业文化有着很大的同质性,这使得日本从中国汲取营养的过程从未间断过。”李先生提到,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不管是企业和个人都有危机感。也可以这么说,日本人的危机感是一直都存在的。
“现在不仅仅是日本企业出来找市场,日本大学也在行动,而大学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供给方。”李先生认为,这种危机感和使命意识正是浙江企业需要的,这才是葆有进取创新能力的动力。
杭州宇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婷认为,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感,日本人特别较真也特别负责。“很多做外贸生意的人都会说,‘日本客户最难弄,要求太高,产品有一点点不满意就会被退回来’。”吴伟婷倒是很欣赏日本商人的这份较真,她的观点是,脚踏实地的做法有助于双方合作的稳定,因为质量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基础。
浙工大人文学院总支书记、副院长姚莫诩有一次去日本,在打出租车时司机下车将她的行李放入后备箱,尽管当时她表示这事自己可以做,但司机坚持说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一定要由他来放。“出租车司机帮顾客放行李,这是规定,出租车司机是在照章办事。”姚院长认为,就是这种一丝不的执行力保证了日本商品的品质,同时这也是企业服务质量的保证,这值得每一位浙江企业家学习。
“认真负责,这是优秀人才的一个共性。”杭州猎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郎越时指出,认真严谨不仅是现代化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也是一家优秀企业管理的基础。“再好的制度,没有人认真执行也是空的。”郎越时提到,遇到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时没有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