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晏琴报道

一方面高调进行大幅涨薪，另一方面追着廉价劳动力“跑”向内地。在本轮加薪潮中，东部的代工企业已经开始酝酿隐形“对抗”。

“一线作业员的基本月薪从1200元加到2000元。”半个月前，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这个决定，被看做是在用百亿加薪挑战中国代工企业的生存极限。

因为在做出这次决定的5天前，郭台铭才刚刚承诺要把员工的基本月薪从900元提高到1200元。“两连跳”的加薪幅度高达66%，这让外界担忧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能否消化如此沉重的成本压力。

不过，郭台铭有自己的“算盘”。值得注意的是，与“加薪”同步的，还有富士康的“撤离”。郭要把富士康从深圳这块“伤心地”搬迁至重庆、河南等地。

“进退之间，加薪的巨额负担被郭台铭化解无形。”观察者指出，因为重庆、河南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均大幅低于深圳。如此一来，加薪的影响对两年后的富士康是微不足道的。

除此之外，富士康还有更为“聪明”的做法。

近日，富士康科技集团重庆基地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正式投产的富士康重庆基地将不自建生活区，公司向员工提供“工作权”。员工们将生活在厂区附近的由政府规划的社区化环境中，完全融入社会，且加班时间会更短、收入得到进一步提高。

“如果台湾的一名工人由于情绪问题自杀，他的雇主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我们在中国大陆受到责备，因为他们居住和睡在我们的宿舍里”，郭台铭曾表示，这个负担已变得过于沉重，富士康承担不起。

现在，富士康选择了将数十万人的生活与工作分开。有外媒称，郭将社会职能交还给了政府。这无疑将大大减轻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压力。

事实上，富士康的“一进一退”，意味着由涨薪潮引发的代工企业“变脸”已经开始，即：内迁与逐渐放弃“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

“作为低利润的代工企业，在这片各项成本都较高的土地上，给工人加薪后，真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加工机电零件的外贸企业老板如是表示。

这位老板介绍说，“在东莞现在为了确保招到工人，平均工资要2000块左右，要长期按这个价钱，肯定是要赔钱的，最多也只能保本。但是如果在内陆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在河南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了之后才700～800元/月左右，比东莞低得多。人力成本降50%，就算加上增加的物流成本，也还有可观的利润。”

“现在员工的诉求很简单很直接，就是要与富士康一样加薪。代工企业利润那么低，只能转向内地求生。我认为，一旦内陆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起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内迁。”前述老板直言。

香港工业总会此前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加薪潮会加速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凤田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但在他看来，这种选择或只能暂避一时，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成为过去，如何通过其他途径来降低产品成本是企业迟早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