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福建石狮“圣吉奥”、广东中山“欧卡曼”、江苏常熟“百成汇”3家服装企业联合在上海成立一个统一的品牌联合运营中心，进行跨区域的产业品牌横向资源整合，对生产、流通、传播等环节进行改革，达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有关专业人士认为，福建、广东、江苏是中国三个最具服装产业代表性的区域，3个品牌组成战略同盟，在全国推出“3＋1品牌运营战略模式”，是对传统服装经营模式的一种颠覆，有利于创造更宽的市场销售渠道，赢得更多的终端市场。

　　去年CHIC期间，深圳市贸易工业局与杭州丝绸与女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签署了两地服装产业战略合作协议之后，7月，从深圳又传来消息，深杭关于区域合作达成进一步的共识，今后两地将组团参加对方的展会，并在研发生产、品牌推广等方面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与此同时，温州与晋江的男装企业已多次组成考察团互访。

　　双城出现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沿海出现了一些产业集中区，很多地区开始转型，如何进行定位，如何进行战略性发展成为摆在当地政府和企业面前的问题。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一些产业优势接近的区域形成了自然的“双城”，“双城”的出现是产业集聚和转型的结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正逐渐演变成企业群与企业群之间的竞争。

　　从男装“双城”温州和晋江来看，这两个地区服装产业存在着几大相似性：一是两地文化的相似。实际上福建文化和温州文化很多方面比较接近。二是两地在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上的相似。中国男装的转移是逐渐向南，从宁波到温州，再从温州到晋江。温州最早提出休闲装概念，晋江又在其基础上有所突破。三是两地都比较注重品牌的发展，但一个重西装，一个重休闲，一个面向一线市场，一个面向二、三线市场的特点又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同的市场空间。

　　再看两个毛衫名镇大朗与濮院，相对来讲，濮院发展势头更显强劲。濮院镇党委书记沈济贤非常清楚各自的优势。

　　“濮院和大朗相比，首先市场不一样，大朗是以出口为主，我们是以内销为主；其次工艺不一样，大朗毛衫以粗针为主，我们是以精细为主；用料不一样，我们的产品用的是高档毛绒、混纺，他们是以化纤和棉为主。在产品类别上，濮院男女装兼有，大朗则以女装为主。”

　　“泉州的企业在产品设计上比常熟更胜一筹，但常熟的加工生产能力越来越得到对方企业的青睐。”常熟市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这样比较同是休闲装名城的常熟和石狮。“常熟在夹克衫生产上占优势，休闲装方面重视单品的生产，在品牌塑造方面需要努力。”

　　“千城一面”不可取

　　浙江省服装协会副会长陈国强指出：两个地区同一个产业有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既有优势，又有不足。城市之间的对比、借鉴是一种提升产业的方法，比较是为了吸收对方合理的东西，强化自己的核心优势，而非通过比较变成“千城一面”。

　　“服装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一个好的服装产业是多元化的。双城之间存在竞争，但并非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竞争”，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顾庆良对此表示了赞同，他认为，生态的多元性，时尚产业个性化的本质，这是产业的现实价值，每个城市都要设法成为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的领先者；成为价值链，全球供应链中的领衔者；在部分细分市场中成为时尚和流行的领导者，市场开拓的领跑者。如果每个城市都能做出自己的独特之处，整个产业就能提升，形成良性的、创新的竞争，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样就能从区域品牌的形成到国家品牌的提升，最后是每个企业都从中得益。

　　他进一步分析说，各个城市的特色化竞争能使某些要素集中集聚化，比如设计人才集聚，吸引更多人才，特色更特，专业更专，形成整个产业异质化的、有层次的结构，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并非设备升级，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升级。

　　合作将成为“主旋律”

　　“濮院和大朗是优势互补的，竞争较少，更多的是合作。” 濮院镇党委书记沈济贤介绍说，“两地领导也经常有往来，领导互访。每年的濮院毛衫交易会和大朗毛织产品交易会，政府都会组织企业参加对方的展会。大朗主要承接外贸订单，大部分是加工型企业，当地并没有市场，而濮院在市场的建设、管理方面成绩突出，所以，大朗政府也经常到濮院学习我们的发展理念。”

　　像濮院和大朗这样的区域合作正越来越多，尤其对于“服装双城”，合作正从企业间的自发行为转为政府和行业组织下的战略行为，合作形式也逐渐多样化。

　　互为加工

　　温州的服装更注重企业效益，在注重企业效益的思路下便更注重企业分工，因此温州与晋江两地开始通过分工来进行合作的现象越来越多。温州人的一大特点是敢于打工，它能为国际品牌打工，为国内品牌打工，乃至为国内后发的品牌打工，只要能提高企业效益，温州人都敢于去做。

　　这种互为加工同样存在于常熟和石狮之间。常熟市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介绍说，常熟和石狮两地的产业链发展差不多，常熟企业会到石狮去采购面料，石狮的设计公司也会到常熟来，常熟的秋冬装做得比较好，两地会互相贴牌。常熟企业和泉州企业有很多交流，尤其是在产品设计、贴牌加工方面。“两地懂得了做自己最强的。错位是和合作结合在一起的，即自己做最好的，其它的由别人来做。”

　　对于这种现象，陈国强分析说：“实际上在国外企业之间互为打工的现象很普遍，从服装服饰，到鞋类，再到其它相关的时尚品，都会用一个时尚的品牌去统一，品牌是综合的，加工是专业的。仅仅将品牌用在一个单品上成本是很高的，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这一点，便产生了专业分工的愿望，企业之间互为加工，在合作过程中要注意区域品牌和品牌的综合效应。”

　　中国的一些品牌将自己称为“西裤专家”、“衬衫专家”，这其实是不符合品牌运作规律的。在服装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工厂之间虽然有专业分工，但几乎没有哪个品牌是单纯某一类别的品牌。他们有企业内部加工的专业化分工，而不是将很专业的产品和品牌结合，比如在意大利，其运作方法是由多家企业来共同打造一个品牌，其中一家做鞋，一家做领带，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品牌，用一个品牌进行综合的专业协作分工，品牌的推广也是综合的。中国企业之间互为加工的合作，实际上正顺应了品牌发展的规律。

　　建立联盟

　　在全球化环境下，城市之间更需要区域间的信息沟通，一个地区的某些特质可能成为另一个地区的优势，如北京的展会、媒体可以被上海的服装企业借用，上海的行业贸易优势也可能成为北京的竞争优势。

　　对一个产业集群来说，本来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聚集形成的群落，自然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合理地分工，有研发优势的企业负责产品研发，有市场优势的企业负责市场开拓，有生产优势的企业负责产品生产和制造。缺乏共同行动效应已经成为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普遍特征或共同特征。如果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化瞄准的仅仅是国内市场，那我们就无需大加非议。要想将这种区域化发展推向国际市场，区域间的合作与联动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顾庆良认为，区域之间建立合作联动新机制，要正确处理好产业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关系，解决好产业的聚焦与扩散问题，而合作主要依靠市场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运作。

　　“中心城市都应有自己的独特的定位，服装产业与别的产业有所不同，它是多元化的，强调时尚的变化，强调多样性，如果每个城市具备自己的特色，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特色来达成与其他城市的联盟。”对于“双城”之间的联盟，顾庆良这样分析。

　　他进一步分析说，联盟的基础不是同质化，同质化就无谓联盟。首先，每个城市都应做到专、做到精、有特色，要有分工这才是联盟的基础。比如北京和上海面对的客户群不同，北京是总部经济，有很多的时尚媒体，上海则比较多元化、西化，市场特征是有区别的，上海是贸易港口，品牌有其特色。

　　二是平台，双城之间需要构建一些基础平台，比如共同的技术与市场标准，只有这样才可以沟通交流，而有些城市的信息平台、贸易平台是完全可以共享的，在上海出口的产品可能由其他地方生产。

　　三是资源，除了物质性的平台，还有产业优势、劳动力、技术原料等资源可以共享。中国的天然纤维原料的供应是世界第一的，这是一种软资源，是国家的品牌，是所有国内企业都可以享用的的资源。然而现在made in China常被认为是低价甚至低档的，这对整个产业都是不利的，各个城市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进而提高国家的品牌影响力。

　　从企业到行业

　　对于“双城”现象，陈国强分析说，中国的服装产业发展尚未进入到科学布局的阶段，政府、企业、行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还没有形成一个三者一致的，非常科学的认识观。“双城”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进。

　　这种合作从最初企业间的自发行为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引起了行业的关注，从而有意识地引导，使得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区域环境对一个品牌很重要，包括政府的主导、行业的协调和企业的努力。需要从企业的协同走向行业的协同，比如晋江协会和温州协会，福建协会和浙江协会加强协同。让这种协作行为从个体走向群体，从企业的自发行为自发转为行业的自觉行为。一个前提是政府的区域概念要更明确，不能贪大求全，而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区域在整体上处于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这一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行业和政府都感觉到只有进行企业、行业间的合作，进行城市间的合作才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区域品牌的打造和区域间的合作会让企业有更清晰的发展目标，形成新的企业间合作关系，获得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在区域间的分工和合作上，中国的服装行业更可以从家电业中获得启发。家电业是中国竞争最充分，发展相对成熟的行业，在激烈的竞争之后形成了清晰的地域分工。服装产业不进行产业的升级与重组是不行的，会逐渐形成退出机制：在产业环节中有退有进，既有高端市场运作的公司，有设计公司，也有金融资本运作的公司，这也便是“双城”出现以及“双城”之间加强合作交流的动因。（来源：中国制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