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那些无法乐观的年轻人

　　在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结构性难题时，对很多人而言，毕业成为失业的开端，小城市和县城难以为他们提供岗位，学子们只好发掘校里校外每一种潜在的资源，以帮助他们在中心城市中生存

　　本刊记者/李邑兰 汤涌

　　“我想就是去开那个倒渣渣的车也可以么??哪想到我不会开车，没得驾驶执照，只好去倒桶桶??”――《老子从川大毕业》。

　　五六年前被川大毕业生恶搞的就业去向而今成真，2010年，高考重灾区山东省会济南和浙江温州都出现了招聘大学生掏粪、清粪桶的事迹。央视主播朱军大声叫好，认为这是大学生甘于奉献，端正了就业观念。

　　真正的解读则是冰冷的：“姐掏的不是粪，是编制。”环卫系统招募的大学生并非临时工，而是有事业编制的“黄金饭碗”工作，能进这样的单位，半年到一年的掏粪工作其实不算什么。抢到掏粪工作的人背后，如勇登奥哈马海滩一般，是无数死在沙滩上的猛士。

　　实习成为就业稻草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透露：“201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630万。”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200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7.4%。如此算来，仅2009届，就有近80万的失业人口，根据中国大学统计就业率的方式，这些人不包括毕业后考研或者准备出国的年轻人。

　　今年6月毕业时未就业的人更多：《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6月发起的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调查当中，在110所大学的受访毕业生中， 30.1%的受访者已经找到工作，19.4%的学生“有工作意向但没有确定”，50.5%的学生没有参加工作(其中的56.5%因为要深造而不工作)，占总数22%左右的人是想找工作找不到。

　　薛洋洋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 2009年6月他去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实习，四个月后，这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就顺利拿到了该网站的Offer，接下来，他可以悠闲地欣赏毕业晚会，享受最后的毕业时光。

　　薛洋洋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网络工程班共31人，近一半找到了工作，剩下的一半选择了考研。而与他同宿舍的5位室友，两位考上了研究生，一位进了电视台，一位去了商业银行，还有一位留在了国企。

　　“比起递简历，通过实习找工作，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薛洋洋说。

　　实习往往是免费或者低薪的，当然是一种对毕业生能力的考验，也是劳动者用时间和精力变相打典给未来东家。

　　根据中国大学的制度，实习应该是学校组织、院系派出老师带队的一种学习实践方式，很多大学里仍然保留着给实习学生报销一点点交通费用的习俗，这也是大学的最后一点温存。

　　很多职业中学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们早就被他们的老师带队进了工厂，上了流水线，变成事实上的低薪酬劳动者。在劳动力成本正在升高的中国，努力争取最后超额利润的企业们正试图把学生娃当作最后一根稻草。

　　多数大学生不满意学校提供实习机会的能力，在“实践机会满意度”调查中，薛洋洋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在110所受访公立学校中名列第61位。

　　排在前三位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均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类院校，学校也会为学生实践大开方便之门。以协和医科大学为例，在该校制定的《社会实践项目化管理的实施办法》中显示，经过项目审批，学校可以为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提供1000元～3000元不等的赞助资金。

　　西部的大学想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实习机会似乎更难一些，比如排在榜单末端的西北大学、新疆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的学校满意度排名在前20名，和其他大学的同学认为这归功于“对口垄断行业”不尽相同，很多北邮毕业生们感谢自己校友的品牌效应。他们经常提到的是微软中国前总裁、“打工皇帝”唐骏。据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郑超伟介绍，该校本科毕业生多年来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2009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更是达到99.41%。

　　这种品牌效应在《中国新闻周刊》调研的“学校品牌满意度”排行榜中亦有体现，以排名前三位的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为例，北大品牌自不必说，另两家“中央”院校则是各自专业中的“国字号”。

　　心在接收函里安放

　　“心在哪里安放”――北京市前市长、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曾经这样描写自己赋闲期间的复杂心情。而有类似心情的毕业生只有在收到单位接收函的那一刻，心才能安放下来。

　　学校的就业指导是通往“接收函”的一个途径。中国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李昂最终“牵手”某知名房地产集团，便结缘于学校邀请该集团来校举行的校园招聘会。从学校角度，可以通过不定期发布招聘信息、邀请知名企业来校举行校园招聘会、校园宣讲会等方式对学生的就业提供支持。

　　并非所有招聘会都会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很多企业年年去各大学招聘，却基本招不到人，有深谙内情的人会偷偷告诉自己的师弟师妹，不要浪费时间，一些企业借口招聘实际在做推广，学校宣讲会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场地。

　　“就业指导满意度”调查显示，只有18.1%的毕业生能够靠校园招聘会获得工作机会，毕业生找工作主要还是靠自己(55.3%)，此外，还有家人或亲朋好友的帮助(16.7%)，以及同学或师兄/姐或校友的推荐(7.4%)。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新闻专业毕业生朱怡参加了十几场招聘会，经历数次面试后，她最终拿到了一家外贸公司英语翻译的Offer，公司给出的薪酬是每月5500元，这让她觉得十分满意，“我的心理价位是两三千元，它(薪酬)已经是我期待值的近两倍了。”朱怡说。

　　户口和前途的博弈

　　1987年出生的桂林人康霈是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今年3月，她在近3万名应聘者中杀出重围，成功签约某国有商业银行北京分行，她的月收入是4000元，更重要的是，她得到了“入户”北京的资格。

　　她也是这个20多人的班级里唯一拿到北京户口的外地生源。“我们专业就业的平均工资是3000元，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是每月4000～5000元，有户口就适当降一点。现在这个结果，显然超乎我的意料。”康霈显得很高兴。

　　只有公务员、部分事业单位和国企、少量高薪技术企业可以帮职工落户。知情人士称，黑市上一个北京户口的价格目前是四五万元，更为重要的是，北京的特点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如果不在毕业时落户，还想解决户口，那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读硕士、博士(需是正规的学历，别被各种进修班迷惑)再来一次毕业；二是在北京进行实业投资，只要年度利税足够高，也有机会成为这个城市的正式市民。

　　上海则是通过打分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权落户，比如毕业院校是“211”高校，加几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加几分??

　　位列“薪酬排行榜”前十位的高校，除了西南财经大学和暨南大学之外，全是京沪高校，前三甲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其毕业生就业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不过，这个“高收入群”只占调研的110所高校中的2.7%，处在“金字塔”顶端，另有超过一半(59%)的受访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在1501～3000元之间。

　　在北京的同学们对户口表现追捧和热爱的同时，上海的毕业生要显得超然一些，上海周边的省市，如杭州、苏州、无锡，都属于清洁舒适且有很多机会的城市，这个城市圈能够给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稍微廉价些的生活成本，而北京虽有天津、唐山等城市在侧，却难以形成星月交辉的能力。

　　中国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李昂进入某房地产集团后，最初的薪水并没有超过4000元，但她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我更看重公司的发展潜力和我个人的上升空间。”与李昂持相近观点的毕业生不在少数，离开了北京和长、珠三角等就业市场规模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就基本没有高薪可言。

　　当然他们还面临着成为蚁族的风险，高薪城市的房价也同样高得离谱。

　　“难题”下的突围

　　对于法学院的毕业生来说，这几年是尤其艰苦的日子。北大法学院1986级的大师兄郭京毅毕业时(他学的是国际法，这是当年的高分专业之一，好多人不知道这类似屠龙之术，在国内很难用到)，法学在各个部委都相当吃香，郭京毅在商务部法条司可以利用解释法条的方式和他的同学一起掌控项目审批，几年内就受贿844万元，被判处了死缓。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法学毕业生也许不容易犯这样大的错误，除了考上公务员的幸运儿之外，他们多数是以低薪的律师助理入行，苦苦挣扎过司法考试，历经千辛万苦，成为律所的合伙人。

　　中国林业大学法学专业大四毕业生杨薇的求职之路稍显曲折。去年11月，杨薇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闯到最后一关面试阶段，最终还是没能笑到最后。此后，杨薇尝试投过几次简历，大都石沉大海，她决定静下心来，先扫掉找工作途中的“绊脚石”――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2010年大学就业蓝皮书”显示，2009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大类是法学(82.3%)，属于“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且薪资较低的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与法学同拿“红牌”的还包括动画、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而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矿物加工工程等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高，为“绿牌”专业。

　　不过，专业限制并不是毕业生未找到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未找到工作的原因”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专业不好，社会需求少”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仅占11.3%。排除继续深造因素(56.5%的毕业生选择继续读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两点：“就业压力大，工作不好找”(15%)和“不着急找工作，看看再说”(17.2%)，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点原因恰巧反映了毕业生的两极心态。

　　“我把自己的人生看得比较远，不想急功近利，一开始就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生隋昊言正是“不着急找工作，看看再说”的代表。

　　隋昊言的经历听来有些“另类”。大四上学期，担任校报记者的隋昊言去某知名晚报实习，因为表现出色，他在该晚报今年6月初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中直接入围了实习考核的40名候选者之列，当时，投简历的毕业生接近3000人。距离“终点线”还有十天，隋昊言突然“弃权”了，他发觉自己对于摄影、视觉的兴趣超过了“妙手著文章”，他决定回到起点，“担着待业的名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半年的摄影培训班，希望藉此进入专业摄影师的队伍，最好能自主创业，创办一个摄影工作室，从事时尚、广告摄影。

　　隋昊言所在的新闻班共有45人，毕业的大致走向是找工作、考研、出国留学和自主创业。其中，考研占了一半，考上的有三四个，约10人选择出国，剩下找工作的毕业生，找到工作和快有着落的各占三分之一，而其中真正从事跟新闻相关工作的只有四五个人，有自主创业想法的则只有隋昊言一人。

　　为了不放弃所学专业，法学毕业生杨薇的同学们大多选择了“曲线救国”。根据北京市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司法局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外地生源只能把自己的档案放入北京市区域内的存档机构才能申请实习律师，从而进一步申请律师执业资格。为此，杨薇们一般的路径是：考上北京公务员，或者通过社区服务、村主任助理(这种难度不亚于公务员考试)等工作，获得北京户口，再去律师事务所。

　　尽管大学生毕业的去向选择早已多元化，但“就业难”依然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话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将其总结为“结构性就业难题”，要想破解难题，“归根结底是解决我国就业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这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的合力。”中国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晨光教授说。

　　在中国现有的这种经济结构下，成绩最好的毕业生往往选择大型国企、银行或者公务员岗位，因为这些岗位往往收入高、更稳定，甚至还有许多隐性福利(住房)可得。

　　年轻人不愿意选择更辛苦、更富有挑战性的私营企业或者自主创业，而中国的企业需要的更多的则是能在流水线前加班多日还不自杀的坚强硬汉。粗放的中国制造产业不需要那么多经济学、管理学人才和文学学士。

　　当然，有经济学学士学位是件好事，遇到客户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先生，鉴于CPI和GDP的双高走势，我推荐您买这套西南向的二手房。”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