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光影如在眼前，你伸出手去，却几乎什么都未摸到。

　　如今，曾为中国经济动力引擎的代工制造业，光景似已“江河日下”。在涨薪潮等诸多外部环境变化的当下，长期以来依靠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取胜的中国代工企业正走到十字路口。成本升高、利润缩水正成为外向型代工经济的最严峻考验。

　　还不止于此。

　　全球金融危机在度过2009年各国的经济刺激、复苏期后，正面临二次寻底。适逢欧债危机爆发，出口风险再次不断累积、叠加。同时，由于股市和房市利空，国内流动性过剩迹象亦在加剧；苦于没有好的投资渠道，炒作游资进入到原材料领域，各类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

　　可以说，以代工国外品牌为主要依托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涨薪、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四大利空。

　　此外，从中国代工的外部竞争环境来看，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还经受着来自东南亚的冲击。印尼、越南等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如同爱琴海上海妖Siren的歌声一样“诱惑”着港资、台资代工厂。倘该种态势持续下去，长此以往，“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何在？

　　下一步，“中国制造”将往何处去，利益角力之下的代工业将选择何种转移路径？《中国经营报》记者分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制造业密集区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制造业变化全景图

　　加薪连锁反应“骨牌”

　　“我们厂怎么没人跳楼啊？”陈健康最近老跟同事开类似的玩笑。虽然他们在东莞的纺织加工厂距离富士康深圳厂区不过几十公里，但小陈老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特别是加工资。“我们这个行业有哪家厂加了工资吗？”他睁圆了眼睛反问《中国经营报》记者。

　　六月下旬，记者给十几家珠三角企业发了随机问卷，关于“富士康加薪后贵公司有否跟进”一题，全部回卷都是否定的。

　　“哪能那么快，你这不是逼我跳楼吗？3月份我们才加了一次工资。”13年前就到东莞投资的香港人刘志铭也睁圆了眼睛。对最近的涨薪潮，这位东莞骏业服装厂的总经理也是满肚子的怨言。

　　涨薪过快？

　　“2005年3月以前，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60元；到今年3月就变成920元，短短5年内涨了一倍。”刘志铭指着历年的工资报表说。

　　今年5月起，东莞的最低工资由去年的780元，上调到920元，相应的加班费也是水涨船高。刘志铭说，几年前平日加班费基本与正常班工资持平，周六也不算加班。但现在开始平日加班费提高到1.5倍，周六加班按两倍工资算，刘志铭说，企业的人力成本平均上涨了25%，而劳动力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比例，也由2005年初的15%~20%上涨到最高峰的40%。回过头看，他觉得这些年能撑过来有些不可思议。

　　面对记者的追问，刘也承认，自1997年他来东莞投资建厂起，前8年工人工资的确几乎没有上涨。“商人就是商人嘛，没有外在压力谁愿意增加成本？”刘志铭为自己“辩护”。但他觉得，5年一倍的工资上涨幅度，同样不合情理。

　　刘志铭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利润率已非常微薄，不超过2%，如果富士康加薪风潮蔓延，劳动力成本再上涨10%，企业经营亏损难以避免。他明确表示，不久前给工人加了一次工资，现在他们还没有大规模的涨薪要求，有部分熟练技术工人受高薪吸引跳槽，但仍不至于伤筋动骨。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吴永嘉表示，现在只是少数一线大企业涨薪，但其他中小厂商为了挽留员工，可能很快要被迫跟进。该机构今年3月作了一份问卷调查，发现珠三角缺工率普遍高达两成，如富士康22%的大幅加薪成为事实，对珠三角港资厂商造成的影响，会比广东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冲击更大。

　　尽管暂时未受加薪潮直接冲击，刘志铭还是对前景“非常没信心”。他说，有东莞政府部门领导向他解释为什么此次最低工资标准涨幅高达20%，理由是“去年没涨”，这也许意味着以后每年最低工资标准都可能上涨10%。刘志铭无奈地说，按这样算，他的工厂只能再撑一年。

　　还有空间？

　　长期以来，OEM（俗称代工）一直是珠三角企业的主要生产模式。所谓OEM是指按客户提供设计、规格和指定品牌制造产品。与之相对应的是ODM与OBM，前者指自行设计，由客户确认后，使用客户的品牌生产；后者是指使用自己的品牌生产销售。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2001年及2010年先后做过两次调查，2001年有超过73%的港企有OEM代工业务，营业额只占总体营业额的一半，而9年后的今天，这一业务比例已上升为83%，营业额占总体比例上升到56%，ODM及OBM业务的比例均缩减到两成左右。

　　此次加薪潮对单一OEM企业影响巨大，偏偏此类企业在珠三角规模最大。上述调查发现，目前83%涉及OEM业务的香港企业中，有近一半代工的营业额占据其总营业额八成以上。

　　黄海波（化名）同样是香港人，在加薪潮面前他显得游刃有余。一年前，他开始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工资每季度以10%的幅度上涨。但是，他告诉记者，其企业的员工已由最早时的2000余人，缩减到现在不足百人。

　　十几年前，黄海波与刘志铭一样，来到东莞投资了一家服装生产厂，与大多数同行一样，专注于OEM业务。2004年起，他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并将重心放在市场销售以及树立高端形象上。2006年，厂里的管理干部和工人已经缩减为300余人，同年，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服装品牌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很多中国顾客至今都不知道，这个意大利“百年老字号”的新老板，实际上是一个在东莞发家的香港人。

　　今年，黄海波部下100多号人，主要从事设计、采购、出口营销和建立国内渠道，其中包括内地及香港和国外的高技术人才，黄海波会定期给他们加工资，而后期生产早已分包给其他代工企业。

　　黄海波承认，下游合作厂商的劳动力成本上涨，肯定会影响到自己，但他觉得自己属于强势一方，除了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中西部加工企业也越来越多，回旋余地很大。

　　但如果国内服装行业工资出现持续整体上涨，黄海波也难以“独善其身”。据他估算，服装行业人力成本每增加20%，生产成本大约上升5%，企业利润下降2%左右，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难以维持，产业链的上游也会受到冲击。

　　黄海波已经拟定了基本对策，必要时可以给代工厂商加价2%，毕竟高端路线的品牌服装可以消化相应的成本。记者在该公司广州专卖店发现，一款休闲西服市面零售价是2400元人民币，但代工出厂价大约200元左右，两者价差在9倍以上。

　　潜规则仍存？

　　刘志铭并不认为面临加薪潮的代工企业已全无活路，提高自动化生产程度，尽管需要大笔前期投入，但也算出路之一。

　　刘志铭刚刚以每台人民币200万元的价格，购置了一批最新的自动络筒机，以往一台普通络筒机需配4个工人，现在新机器只需要一个工人负责，生产效率则是原来的两倍，如果按三班倒来计算，3个人能干原来24个人的活，只要配备10台新机器，此道工序上原来雇用的250名工人，可以缩减到30人左右，即使加薪，也有更大的空间。

　　他说，厂商要对市场和行业保持信心，但政府也应表现出支持企业渡过难关、转型升级的诚意，出台相应的税收、贷款优惠政策。

　　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诚兴集团总裁徐炳光也表示，公司几年前从日本引进最新生产设备，减少一线工人数量，但企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很难根本改变。以诚兴东莞工厂上千名员工每年人力成本人民币4000多万元计算，如果像富士康一样加薪22%，将额外增加成本近千万元，将吃掉毛利很大一部分。

　　“我们今年接单情况有所改善，但仍只能勉强维持经营，如果加薪潮持续，不排除把工厂迁到广西等工资较便宜的省份。”徐炳光说。

　　企业老板们为了维持经营绞尽脑汁，而普通工人却并不都能享受到涨薪潮的好处。陈健康所在的皮革厂是东莞本地老板开的，他向记者展示加薪后的工资单：底薪 200元，绩效 100元，全勤80元，基本工资 540元，加起来刚好达到东莞最低工资标准的920元。

　　小陈苦笑着说，按照工厂规定，一个月里哪怕只有一天迟到，180元的绩效加全勤工资就会泡汤，而基本工资是必须完成每月任务后才能领到，基本工资增加了140元，但基本任务也在增加，由以前必须完成2000件合格产品到完成2600件，实际上就等于只涨了20元。

　　“这些本地人通常有很好的政府关系，他们可以突破底线，但我们就没法做到。”刘志铭说。

　　出口退税调整“悬剑”

　　俗话说，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好不容易熬过了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些广东中小钢铁公司老板，最近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

　　6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自7月15日起，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涉及钢铁、玻璃、农药、橡胶等四大类406个品种，其中入围的40多个税号钢铁产品，几乎涵盖了目前所有热轧产品和部分冷轧产品。

　　在粤东河源市经营一家年产能10万吨的小型钢铁公司的刘阳（化名），就是这些遭到当头棒喝的老板中的一员。刘阳的钢铁厂八成以上都是外销的热轧产品，出口退税一直是他们最主要的利润来源。6月份钢价下调，厂里已基本无利润可言，出口退税一次性取消，企业肯定要亏损，除了关厂，他几乎别无选择。

　　出口退税是最大利润来源

　　刘阳的遭遇并非个案。广东粤东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杨圳估计，出口退税取消后，此前每个月490多万吨的出口钢材中，估计有200万~300万吨受到影响而出不去，以报价每吨600多美元的建筑钢材为例，以往退税率9%，企业基本上就赚每吨20~30美元的出口退税额。

　　据悉，此次国家取消钢铁等产品的出口退税，是为了抑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际上，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政府促进产业升级，控制“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企业）的手段，同时也用作调节出口，减少顺差的工具。

　　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首次大幅下调商品出口退税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出口政策上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进一步收紧的意味甚浓。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遍布珠三角地区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工等各项成本上升后，大多只有2%左右的净利润，换言之，只要出口退税降低2个点，企业便无利可图。对外销企业来说，“出口退税”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随时都可能落下。

　　在珠三角发达的加工制造业产业链条上，那些转厂出口的产品，一向未能享受出口退税之利。位于东莞市清溪镇的长江电脑公司，是一家为戴尔等知名品牌做代工的企业。该公司财务部负责人说，现行政策规定，申请退税的货物必须是生产企业的自产货物，长江电脑生产的液晶电视脚架等不是成品，不会直接出口，作为转厂出口产品，就无法享受退税。

　　又比如知名品牌索尼的液晶电视，其脚架、外壳等各种配件来自很多加工企业，最后会由位于珠三角的某家企业组装后再出口成品，所有做配件的企业都无法拿到出口退税，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转厂产品未享受的退税额，即使是最终出口成品的企业也无法享受。

　　政策推行没有足够缓冲期

　　面对出口退税的降低，加工企业不得不向采购商提高报价，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往往随之下降。因为所谓出口退税，其实是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目前国外也实行退税或者免税制度。

　　市场人士认为，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历经调整，经常没有给外贸加工企业留出足够的缓冲期，也让后者叫苦不迭。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经历了十几次调整。上一次大规模调整是2007年7月1日，当时取消了553项产品的出口退税，又下调了2268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主要目的是减少贸易顺差。

　　据说上述政策出台15天后就要付诸执行，大部分企业都措手不及，惊呼“受不了”，由于已经签下的订单无法向客人加价，导致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甚至亏损。

　　不幸的是，2007年年中的政策调整与金融风暴狭路相逢，外贸企业雪上加霜。从2008年8月1日开始，政府先后6次上调了大量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尤其是针对之前经历退税下调、利润微薄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我国传统的出口行业，以应对日益萎缩的出口。

　　如今中国出口逐步复苏、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不断增大，政府手中取消出口退税这把利剑随之落下，让企业心里很不是滋味。

　　“出口退税是国际通用做法，”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担忧地说，“如果要限制高耗能的行业，可以收取环境污染费，但不能用取消出口退税来制裁。

　　原材料涨价“大鳄”

　　肖勇（化名）是东莞一家五金制品厂的老板，今年他最大的感慨是，生意比以往更不好做了，别的不说，今年原材料价格的疯涨，至少吞掉了企业近一半的正常利润。

　　经济回暖 厂商发愁

　　肖勇的五金制品厂主要生产卫浴五金产品，其中四成内销，其余都是订单贴牌（即OEM）外销。本来今年该厂接到的订单数量，已逐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让这难得的利好化为乌有。肖勇说，有色金属是五金制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近来市场上锌合金的价格从每吨人民币9000元上涨到16000元，正在接近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

　　肖勇透露，目前公司的利润率比金融危机时还要低。他给《中国经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金融危机时原材料价格下降了50%左右，订单上的产品价格下调了30%，企业还有5%~6%的利润率，如今原材料价格快速回升，订单产品价格却只上调了5%~10%，企业实际利润率不到3%了，一旦产品有质量问题要返工，亏损无法避免。

　　金融危机击垮了东莞一批五金制品企业，这一波原材料涨价则让幸存下来的厂商雪上加霜。“大致来说，原材料涨价吞掉了2%~3%的利润，工资水平上升又吃掉了1%左右的利润。”肖勇估计说。

　　根据官方统计，去年5月以来，广东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连续10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价格从2009年8月开始降幅逐步缩窄，转为正增长，主要原因是全球市场原材料价格回升。

　　另据《经济学人》公布的全球商品价格指数，2010年4月底，普通金属价格水平与2009年2月底的最低水平比较，上升超过120%，铜、铝合金、棉花、纸浆、塑料等大宗原材料亦纷纷涨价。

　　珠三角密密麻麻的玩具、服装、家具等传统出口加工制造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波及。

　　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厂长薛小伟告诉记者，他们日常使用量最大的原材料是塑料，近期部分品种的塑料价格上涨了差不多一倍，涨幅最低的也达三成左右。

　　玩具贸易商深圳市华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武说，6月份他到过玩具企业集中的广东汕头澄海地区，发现由于工资和原材料涨价，几乎所有工厂老板都在抱怨“日子很难过”。

　　谷武说，那些长期合作的工厂相继通知他们，产品必须涨价，平均涨幅达12%，但国外客户肯定接受不了这个涨幅，作为贸易商只能忍痛消化一部分。他说，今年4月就有一家玩具企业因为承受不了成本压力，被迫放弃谷武发去的一宗总价300万美元的大订单。

　　厂商VS客户：生存博弈

　　除了全球经济复苏因素导致的原材料涨价外，供需不平衡以及一些游资炒作，也使纺织等行业部分原材料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

　　据报道，国内蚕茧价格从2008年的10多元/公斤一路疯涨，今年4月底达到30多元/公斤，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价，蚕茧与真丝价格严重倒挂，导致以生丝为原材料的纺织厂商频频“毁单”。2010年以来，棉花、羊毛、羽绒等涨幅一点也不亚于蚕茧，如目前我国国内棉花价格已突破18000元/吨，2009年9月还不过是13000元/吨左右。

　　第一纺织网总编、行业资深分析师汪前进认为，纺织行业原材料价格整体涨幅在15%~20%之间，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蚕茧、棉花等上游原料供应吃紧，同时也不排除游资炒作。据今年初新疆浙江商会估算，至少有100亿元的浙江民资撤离山西煤矿和国内房地产，转战新疆棉花，一些棉花中间供应商、棉纱经销商大量囤货，以炒高棉价来牟利。

　　迫于各方面成本上升的压力，纺织服装制造企业已经向国外客户上调了报价。但据记者了解，现在国外客户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有所顾虑，下订单时非常谨慎，厂商的报价通常超过了客户的心理预期，出现了不少客户手执订单犹豫观望的局面。

　　有国内厂商相信，如今中国大量加工制造企业微薄的利润已无法再挤压了，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挖潜也几乎接近极限，鉴于工人薪资水平上升更多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原材料价格上涨具有全球性，海外客户那里其实还是有提价空间的，但双方如何达成共识，努力争取让厂商生存下去，确实是迫在眉睫的难题。

　　人民币汇率变动“炸弹”

　　6月19日，央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后两周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0.7%。

　　这对广东省中山市的陶瓷洁具代工商崔广德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已要求公司的财务主管，密切关注汇率变化动向，设法减少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因为汇率的微小变动，很可能随时让他们这样的外贸出口为主的企业的利润，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微薄利润难挡汇率波动

　　崔广德的洁具公司主要给欧美知名洁具品牌代工生产，公司的平均利润只有5%~10%，因为通常以美元结算，短短一两天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在长达1年的合同期限里，汇率变动很可能导致其利润损失20%。

　　与建材行业相比，附加值更低的制鞋业对汇率的敏感度更高。东莞的鞋业贸易商 王伟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当地鞋业代工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已不到5%，汇率波动甚至能把企业压垮。

　　王伟说，由于中国出口的鞋长期低价销往世界各地已成习惯，今年以来平均售价甚至还跌了4%左右，连国外的零售商也很痛苦，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已触及国内鞋业的利润临界点，任何风吹草动，都让这些企业心惊肉跳。

　　以东莞一家鞋业代工企业的产品为例：出口一双普通女鞋，2006年到2008年之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使其毛利润减少0.29美元，国家降低鞋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又少收了0.3美元，尽管每双鞋出口单价从15美元上升到16.2美元，但毛利润却从1.1美元下降到0.7美元，实际的税前利润，更从2006年的1.2美元降至2008年上半年的0.21美元。过去几年来这家鞋企的平均年度利润，竟然只有2.5%。

　　超过七成企业希望人民币结算

　　掌握3000多家外贸制造商客户的环球市场集团（GMC）近期组织了一次小规模调查，评估人民币汇率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接受抽样调查的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0家企业，覆盖了五金、电子、服装、鞋类、玩具等多个行业，调查结果表明，这些企业平均利润率均在5%以下，几乎不无例外地对汇率表示敏感，超过七成的企业希望出口订单将来能以人民币结算。

　　举例来说，利润偏低的外贸服装行业，目前能承受的汇率波动幅度大约是1%，也就是说，按照当下汇率变动的幅度，这个行业里的大部分企业，利润随时会变为负数。杭州一位服装生产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们都熬过来了，即使人民币升值让日子更难过，也不会轻易关门或者转行。

　　浙江金华的外贸五金加工商李琦，则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货币政策上。李琦的公司主要生产园林工具油锯，销往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量约400万件。李琦说，他们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2 %~3%，他们希望“国家能保持汇率的稳定”。.

　　而浙江慈溪一家年出口额达3亿元人民币的饮水机出口生产商的外贸总监表示，他们最多只能承受人民币1%的升值，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像盯着菜市场的菜价一样盯着人民币汇率，除了期待出口退税政策持续或政府增加补贴外，他们也期待能以人民币结算。

　　东莞鞋商王伟认为，国家放开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并不代表一定会升值，未来反而可能是下跌的趋势，因为政府不希望汇率受美国政府操控，如果汇率真的回落，外贸企业将得到喘一口气的机会。

　　然而，国际金融变局所引发的市场波动，同样增加了不确定性。广州海关一位分析员表示，目前的出口订单中，3个月以内的短单占5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风险重新扩散，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家有关政策的持续性，以及企业刚性成本增加等不确定因素，将让今后一段时间内外贸出口形势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