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10年第1期

七十五年前,即1934年4月,根据约瑟夫・斯大林的命令,一群“格鲁吉亚酒鬼和胡作非为之徒”在莫斯科遭到逮捕。究竟是出自何种原因,才使“苏联人民之父”这般厌恶自己故乡的同胞呢?

同乡亲切地称他“索索大帝”

当戈尔巴乔夫时代结束后,这个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的身边人都指责说,他之所以会下台,是因为他太软弱太无能。苏联克格勃前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就曾指出:除勃列日涅夫外,最后一位总书记的分辨力太差,总是把溜须拍马之徒当作心腹。例如,我的副手克留夏奇科夫,经常向戈尔巴乔夫上呈一些外国媒体对他讲话的反应,还有大量对他吹捧赞美的文章。我拒绝在这些“材料”上签署意见,并告诫我的副手:“你很清楚,有一半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我们花了钱才发表的。这哪是国际社会的看法,你在欺骗谁?难道是总书记,还有我和你?”

不过,从斯大林开始,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所有总书记在对待外国媒体描写自己的文章时,都表现得十分忐忑不安。他们为此耗费了大笔的金钱,以便使自己的形象在西方社会眼里显得更加好看。早在1920年,政治局就调拨了资金,对形式上独立、而实质上亲苏的外国出版社予以资助。苏联驻海外各类机构也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不论是外交和商务人员,还是塔斯社或各家报社的通讯员,在国外要时刻跟踪与苏联高层领导有关的文章,一经发现须立即向莫斯科上报。

但在苏联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对外国报社记者的活动和报道,不论他们是常驻的还是临时入境,官方都不厌其烦地进行了严密控制。如果有人写了克里姆林宫不喜欢的文章,他就会以某个漂亮的借口被礼送出境。但若能证明自己是进步记者,他们就会被特别关照,为其提供一些好的采访机会,并提供一些有趣乃至轰动性新闻题材。比如,一位英国记者被赏给了一堆材料和照片,好让其对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写一篇长篇报道。而许多其他外国记者则允许参观格鲁吉亚,在有趣儿的旅行和殷勤的招待之后,他们皆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对斯大林故乡的繁荣景象不惜笔墨地进行赞誉。

在描写格鲁吉亚及其首都的文章中(当时仍叫梯弗里斯),通常会告诉人们,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这座城市如何发生了童话般神奇的变化。在往日尘土飞扬的小城,就连一根水管都属稀罕物,而如今在斯大林的亲切关怀下,城市有了清水和喷泉,还有了发电站,用上了电灯照明,街道也铺上了那时还罕见的沥青。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梯弗里斯一跃成为可与欧洲名城媲美的美丽城市。

但连记者们也无法想象的是,红色政权在格鲁吉亚下了多大本钱。事实上,为了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建设,苏联人民委员会从特别储备金中调拨了大笔外汇,苏共政治局还责成对外人民委员会要优先采办梯弗里斯所需的建设物资。梯弗里斯市驻莫斯科办事处还享有特权,可随时让上级职能部门为自己大开绿灯。

1931年,几位美国记者证实:感恩戴德的格鲁吉亚人每当提到斯大林,他们总会把自己熟悉的索索・朱加什维利亲切地称作“沙皇索索大帝”,并开玩笑地说,先前的格鲁吉亚国王是把格鲁吉亚并入了俄国,而只有斯大林是把俄国并入了格鲁吉亚。

然而,许多人都证实说,总书记可能热爱自己的故土,但他却不大喜欢自己的同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苏联宣传媒体还远未将他神化时,斯大林曾经对人说过,他生长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开办了一个皮靴作坊,还雇佣着一些工人。后来,父亲维萨里昂・朱加什维利把生意搞砸了,幼小的索索和全家人一道都饱尝了破产后的种种屈辱和凌辱。据当代历史学家的看法,约瑟夫・斯大林与宗教学校校友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他是不太喜欢那里的许多老师和同学的。

在被流放索利维切戈茨克期间,正如其私生子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回忆的那样,斯大林没有选同乡人做保镖,而是让有数条命案在身的车臣人雅库布保护自己。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仍不放心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同乡。在这个时期,他最信赖的人是白俄罗斯人尼古拉・弗拉西克。四肢发达的他从勤务兵和卫兵干起,一直升到了斯大林的卫队长和警卫局长。

另外,格鲁吉亚籍共产党负责人之间总是内斗不止,斯大林不得不时常为他们平息风波,这给总书记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烦恼。但在那个岁月,总书记根本没有别的出路摆脱这种尴尬,因为在与党内政敌的较量中,中央委员的任何声音都贵如黄金。作为一名真正的高加索人,斯大林需要笼络他们,向那些地区提供援助,就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投票。他对梯弗里斯是这样做的,而且对基辅和哈尔科夫的公共事业也投了钱。虽然同样得到了好处,但只有永不知足的格鲁吉亚人认为,斯大林要想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就应在第一时间对他们有求必应,包括被瞄上的领导岗位。

格鲁吉亚叛逃分子大肆造谣

在苏联的领导层中,格鲁吉亚干部调动之频繁可谓达到惊人的地步。通常而言,一位格鲁吉亚同志被推举到一个领导岗位后,如果他无法胜任工作,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辗转腾挪。例如,由于斯大林的关照,格鲁吉亚革命元老安德烈・列扎夫顺利进入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领导层。但由于不懂业务、瞎指挥,遭到专家们的集体指责,被迫离职。他被调去搞国内商业,但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一些官员与私营老板和商人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国有物资盗窃网络。案件被曝光后,他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不久,他又被解除了这个职务。他到“渔业联社”托拉斯后,结局也一样令人痛心。最后,列扎夫被安排了一个清闲的职务,在农业人民委员会亚热带作物总局局长的位子上安顿了下来。

对于调动来自格鲁吉亚职务不太高的官员,通常是用不着领袖亲自出面的,好就好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有足够多的同乡高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段,奥尔忠尼启则担任着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对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干部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而苏维埃政权的干部人事任命,则掌握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手中。正因为如此,在1933年4月之前,格鲁吉亚籍经济管理干部卡卡巴泽的升迁才游离于领袖的视线之外。不过还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早就盯上了他,并对他有如下描述:

卡卡巴泽,五十岁,格鲁吉亚人。生长在商人家庭。十月革命之前,他在科尼城做生意。1917年,在十月革命后加入共产党,在合作社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他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合作社大会。然后,卡卡巴泽当上了农业银行主席。最近以来,他成为格鲁吉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卡卡巴泽以“矿产出口”全苏联合体主席的身份前往德国,并在那里的“锰矿出口”公司挂了个经理。1932年,他以签亏本合同为罪名,告了“锰矿出口”公司总经理罗佐夫和“矿产出口”董事会主席萨尔塔诺夫一状。中央监察委员会着手调查后,将罗佐夫调离了柏林,并让卡卡巴泽去柏林接替了他的职务。

尽管战胜了对手,但卡卡巴泽在柏林也没有呆太久。1933年夏天,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干部科长明金提出,让卡卡巴泽回国例行休假。卡卡巴泽对这一建议十分不满,随即发布了一系列反苏的反革命言论。柏林商务代表处党组织立即编写了材料,并将其递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1933年9月23日,卡卡巴泽又大胆放言,说他再也不回苏联,并且他还掌握了商务代表处搞欺诈的黑材料。从种种情况判断,卡卡巴泽不仅抱怨让他返回苏联,而且还与一名德国女下属乱搞。

而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看法,这个女人与1933年上台的纳粹关系密切:“1933年夏,卡卡巴泽宣称不再回国,并抛弃了在锰矿出口公司的工作,并且是不辞而别。到目前为止,卡卡巴泽什么事也没做,而是坐吃从前积蓄的老本。在逃亡柏林期间,卡卡巴泽与锰矿出口公司前德籍职员亲纳粹的埃尔萨・迪考仍藕断丝连,并与格鲁吉亚籍学生、孟什维克分子托德里来・罗曼过从甚密。1933年10月24日,卡卡巴泽对柏林商务代表处提起法律诉讼,要其赔偿五千马克。在庭审过程中,卡卡巴泽借机发表政治言论,称自己不是苏联公民,而是受苏联奴役的‘自由国家格鲁吉亚’的公民。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他非常熟悉苏联的锰矿产业,对苏联外贸和进口也很在行。”

然而,卡卡巴泽没有将商业知识加以利用,而手头的积蓄又所剩无几,于是,在1934年春天,为了尽快赚到钱,他决定将所知道的斯大林及身边人的情况和盘托出,通通告诉西方媒体。究竟这位叛逃者把秘密告诉了哪些人,政治保卫总局还没有查清。但在1934年4月7日,塔斯社驻伦敦记者搞到了一篇正在编写的稿子,并抢在英国《星期日快报》登发前一天,将文章内容电告了莫斯科。

塔斯社记者在紧急通报中说:“文章主要描写斯大林的生活,说他对待下属如何粗暴,并说他在莫斯科郊区的祖巴洛夫卡有座一万二千五百公顷的庄园,在列宁曾经养病的格鲁吉亚红色戈尔基也有座庄园。卡卡巴泽现在给自己自封了新的职务,即所谓开赴彼得格勒对付奇登尼其的布尔什维克部队首长、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把手。”

《星期日快报》的这篇文章登载一天之后,苏联驻伦敦外交全权代表处给斯大林发回一封电报:“第一篇题为《斯大林雷帝》的文章中,充满了对斯大林最恶毒的中伤和人身攻击,其捏造和卑鄙程度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叛逃者。在昨天,文章原件已由塔斯社用航空邮件寄回。”

不用说,这家报纸试图以公布轰动性的材料制造出尽可能大的影响。他们在文章中写进了大量细节,尽管尽皆纯属臆造,但对读者却足以产生强烈的冲击。例如,文章信口开河地说,斯大林就住在伊凡雷帝过去的寝宫内。关于列宁住过格鲁吉亚的庄园,这一说法也不符合事实。送列宁去格鲁吉亚海岸休养的打算确实有过,但其实并没有实施。这可能是斯大林同身边人谈及过此事,最后通过熟人传到了卡卡巴泽的耳朵里。

另外,文章中还有几处引起轰动的诽谤性描写:“在他的汽车前面,有两辆大汽车开道,而后面还跟着两辆。它们每一辆用的都不是普通车灯,而是探照灯。斯大林的汽车则完全隐没在黑暗中……在莫斯科城外,他有一座三十万英亩的庄园,名叫祖巴洛夫卡庄园,距克里姆林宫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得到这个庄园后,他夺走了所有农民的财物,并将他们送进城里做工。”

文中有些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使人不由得不信。例如,文章描写了斯大林热闹的宴会上的情景:“那一个个快活的夜晚,都与少妇们一同度过。起初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近两三年才变得老成持重起来。这些事儿只有叶努基泽一个人总是到场,他的职务使他很清楚,应该对斯大林提供多少服务,多少领袖的敌人应该送交劳改营管理总局。斯大林活得就像沙皇,一年要挥霍三十万英镑。”文章有一处最令人不快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对斯大林外貌特征的描述,说他“长着一对小猴眼”。

对格鲁吉亚同乡处处设防

在《星期日快报》的那篇文章出笼后,苏联外交官和宣传干部开始寻找应对办法,以对叛逃分子及其主子给予坚决回击。驻伦敦外交全权代表处提出了两种预选方案,并在4月9日的电报中电告莫斯科说:“能否通报有关卡卡巴泽的资料,以驳斥其关于曾与我党领导交情至厚的说法。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将尽力转给新闻媒体。”次日,全权代表处又提议,能否走官方途径:“关于这个事情,对英国外交部采取外交措施是否合适,请你们考虑。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么请明示采取何种措施,由谁来办理。”

究竟对这一事件作何反应,莫斯科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提议,由塔斯社发表正式声明,但该通讯社的负责人多列茨基则不想沾上这种事,他含糊地表态说:“利特维诺夫同志建议塔斯社在国外进行驳斥,指出卡卡巴泽只是一介商业小雇员,一个叛逃者,并揭穿他列宁格勒党委成员、格鲁吉亚中央执委成员的假外衣,从而证明他的文章是在诽谤中伤。我感觉似乎不妥。如果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短评,将对诋毁苏联的《星期日快报》产生更猛烈更有效地抨击。如果由塔斯社正式批驳,反而会引起人们对反苏文章更多的关注。”

经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事提得越少就忘得越快,所以斯大林最终决定低调处理。但在这起事件过后,领袖便把账算在了格鲁吉亚同乡身上。4月13日,斯大林一拿到卡卡巴泽文章的翻译稿之后,对格鲁吉亚各类办事机构大批人员的逮捕就在莫斯科拉开了序幕。这些机构中有格鲁吉亚政府的,也有农庄和企业的,他们这些人此前在首都生活得可谓有滋有味。

到了第二天,斯大林向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贝利亚发去一封密电:“除在莫斯科各宾馆逮捕的格鲁吉亚酒鬼和胡作非为之徒外,在列宁格勒也抓捕了一批胡作非为之徒。所谓格鲁吉亚经营机构的代表如此放荡不羁,是外高加索的莫大耻辱。若不想让外高加索单位被状告到联共(布)中央,我们责成你立即采取措施,杜绝那些不成体统的事情。已实施措施请上报。”

过了一些时候,斯大林又下达命令,对格鲁吉亚办事机构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核,以查实混乱的财务帐目和肆意挥霍的情况。1934年7月,一起格鲁吉亚胡作非为之徒挥霍案被提交法庭,但审讯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没有惊动苏联各大中央媒体。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叶努基泽被悄悄地解除了职务。他的罪名是选拔干部失察,使恐怖分子渗入其中,尤其是在他所掌管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政治局在决议中说:“关于该机构混乱不堪的程度,有一点是个很好的证明:联共(布)中央曾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对书记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结果一百零七人中只有九人够资格留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其余的人要么被解职,要么被调出克里姆林宫。应当说,克里姆林宫恐怖小组的许多参与者,尤其是女性成员,都直接利用了叶努基泽同志的支持和有力袒护。这些女工作人员中,许多人都是由叶努基泽同志亲自安排的工作,他还与她们中的一些人姘居。不言而喻,叶努基泽同志对有人蓄谋刺杀斯大林同志一无所知。由于失去政治警惕性,对故交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应有的热心,他结果被阶级敌人利用。叶努基泽同志将为此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因为他在选拔工作人员时,仅凭与事业利益无关的想象,从而使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恐怖分子渗透到克里姆林宫。”

1935年3月,叶努基泽被调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委。而到了6月,他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被解除了中央委员职务,并同时被开除出党。就在这一年,从莫斯科流向格鲁吉亚的“金钱雨”就干涸了。现在,如果再想分得资金,就需要贝利亚一遍又一遍地去催。而在整党以后,格鲁吉亚籍党员的人数明显减少。

从此,在梯弗里斯再也没人称斯大林为“索索大帝”了,背地里人们对人民领袖多有抱怨。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惩罚,对其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元老的打击在苏联是最严厉的。尽管如此,斯大林对同乡的仇视并没有缓解,他时刻都在警惕格鲁吉亚同乡钻进苏联中央机关。

在贝利亚的周旋下,格鲁吉亚仍然获得了人均比苏联许多地区都高的国家援助,但这并不说明斯大林对同乡的态度有所改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终于意识到,贝利亚手中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已有对他取而代之的苗头,便毫不犹豫地对某一案件借题发挥,在格鲁吉亚对贝利亚党羽展开了新一轮围剿,直到斯大林去世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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