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G20多伦多峰会的直播解读，本次我们是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解读的，本次解读一共13位嘉宾连续7个小时，第一个时段是谈平衡中的欧元和美元走势，请到的两位老师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中心主任卢锋老师，卢老师好。
　　卢锋：谢谢，各位网友好。
　　网易财经：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国家外汇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玲博士。
　　谭雅玲：大家好。
　　网易财经：我们刚刚拿到了G20协议，里面提到了“加强在新兴市场汇率灵活性”的问题，这次G20举行前夕中国特别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了关于汇改的问题，想问两位老师对于中国汇改和G20前夕的举措是怎么看的？
　　卢锋：汇率问题是一段时期来一直讨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大的背景下来看，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如果新兴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它的生产力追赶在客观上对它本币汇率的调整提出了客观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讲，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安排总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需要探讨的问题。
　　从前一阵实际的情况来看，各国汇率，包括人民币汇率和其它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安排问题也一直处于探讨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G20峰会作为一个探讨全球重大经济问题的场合，关注这样的问题是顺理成章的。
　　网易财经：谭老师怎么看？
　　谭雅玲：汇率问题是全球问题的焦点和关键点，而汇率的走势可能对全球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大宗商品、未来投资的走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刚才你提到把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灵活性提到了公报当中，从这个角度，第一个层面可以看出来它依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主导的20国集团的特色。因为20国集团先是八国峰会，现在的市场状况，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灵活性受制于发达国家货币的主导性，没有完全脱离。
　　从汇率制度、汇率走势，都是以发达国家的货币为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难度和困扰应该是相对比较大。因为2005年我们期望的汇率改革是改变制度，使价格走向合理，但是中国汇率改革五年多实践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决定发达国家的汇率走向，而发达国家的汇率走向非常灵活，以自我的利益需求为主要宗旨，这样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的困难。
　　所以公报把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灵活性提到重要角度，一方面显示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地位和经济力量在提升，它对发达国家而言，特别是对有问题的发达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更加“灵活”，这个“灵活”应该是疑虑，什么样的灵活？是自我的灵活还是顺应发达国家的灵活？可能这需要进一步讨论。
　　从现在状况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摆脱美元主线的影响，美元汇率的走向对全世界货币都有很大的主导力和影响力，它的决定性位置和最终定价的位置是任何一个货币，包括欧元，都无法替代和取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每一次会议的焦点都围绕很多问题讨论，但实际应该看清楚，在当今世界汇率问题的核心、货币制度的核心依然是美国因素，所以美国作出的高姿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意义更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也更大。
　　网易财经：谢谢谭老师，谭老师提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际，卢老师，从您观察的角度，这次中国的汇改，在国际逻辑线上，同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吗？
　　卢锋：中国的汇改确实是……汇率按照定义来说，就是一个货币和另外一个货币的交换比例，所以必然定义性地包含了三方面因素，确实有国外因素，国外诉求，不同国家在和我们的经济往来中和中国的政策，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它非常重要，也是汇率这么多年一直持续争论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七八年讨论中，更多人越来越重视汇率，除了对外层面的因素之外，它也有对国内经济的调整，对国内经济有序发展、均衡发展的调节功能。
　　要从汇率的改革讨论来讲，我觉得可以追溯到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一般实行的是固定的、高估的汇率，经过十多年持续、艰苦也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改革，到1994年对于汇率高估的弊端和带来的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形成了所谓单一的盯住“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这个事情到1998年有了变化，因为危机，我们重新挂住美元，然后最新的改革又是从2003年到现在。
　　梳理改革过程，也进行三四个阶段了，总体来讲，我们通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经验包括理论探讨越来越认识到汇率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结构调整，对于调整外贸失衡的手段之一，对于中国储蓄安排的合理化，对于国民的福利，当然也包含对于贸易伙伴的诉求，这次的调整，大方针相比2005年没有本质的变化，供求基础、一揽子货币、区间浮动，甚至我觉得跟1994年的大框架都是接近的。
　　但是在新的背景下推出这样的汇率政策，我觉得还是改革代表了中国汇率制度和开放经济需要状态的阶段性进展，总体来讲是积极务实的改进。
　　网易财经：卢老师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本次汇率改革是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相挂钩的，刚才谈到公报里提到新兴市场国家要实行更灵活的汇率，还是就公报的“灵活性”讨论一下。谭老师觉得欧美或西方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汇率）的灵活性是怎样的定义？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平衡这种差异？
　　谭雅玲：从1997年到现在看到更多国家货币改革的角度，趋势和格局的变化是逐渐脱离单一挂靠美元，走向自由浮动的角度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面临现实含量，美元的一枝独霸并不是在消失，相反，通过三年多金融危机，美元的一枝独霸在回归，包括中国的汇率改革其实有很深的美元独霸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的汇率改革在2008年被退回到了单一盯住美元，一方面是中国作出负责任大国的义务，为了货币稳定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国际的竞争和国际问题的演化给中国改革带来的困难和难题在扩大，这是两方面的因素。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货币和汇率之间的改革，本国诉求应该是第一位的，虽然它是双边或多边对外交往的筹码，但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看到现在为止，所有货币的对外交往，汇率水平的对外确定应该是以本国利益为主，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而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做，只不过是在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时它的市场充分程度和对货币制度的有效程度存在差别，只有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明显背景的作用。
　　发达国家之所以叫发达国家，除了它的经济规模、市场能量以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制度主导，美元是主导货币，欧元、日元、英镑是参与货币，1999年欧元启动之前是一枝独霸，1999年启动之后变成了三足鼎立，现在的世界货币格局依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讨论灵活性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货币制度的框架、原则相对是比较单边的，而且是有局限性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国家汇率模式带来的困扰是比较大的。
　　网易财经：我代一个网友提问，就您个人预测，这次公报公布之后，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汇率压力是大了还是有所舒缓了？
　　谭雅玲：我觉得是有所舒缓，舒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4月16号之前，4月16号，美国财政部试图把货币操纵国强加给中国，但春节刚一过，国内在紧锣密鼓地论证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最后的共识是比较一致的，这个共识就是人民币没有被低估，中国不能顺从外部来调整自己的汇率制度，而这次整个一整套的对外组合，中国是一个胜者，因为我们有效阻止了美国人在4月16号宣布汇率操纵国，它没有把我们列过去，说往后推迟了。我觉得第二次中国的布局和对应相对比较成功的是在G20会议上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论述的中国汇率机制改革和汇率价格水平的把握。特别突出了三点：第一要继续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第二，汇率是双边波动；第三，要增强弹性。
　　我觉得这三点给了中国人民币一个非常好的定位、非常好的方向指引，这样的时机和这样的论证给国外清晰的中国态度和中国立场，所以原来大家评估的G20峰会上，中国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是焦点，但从现在讨论的结果包括公报所出的内容实际是给我们自己减压了，得到了世界更多的理解。
　　网易财经：卢老师，这个问题接着追问您一下，您怎么看待刚才这个问题：未来世界对中国人民币的压力。
　　卢锋：从短期来看，我同意谭院长讲的观点，我觉得这次操作在技术层面、时间点以及策略应用上对于缓解人民币外部的压力，对于人民币的问题在G20峰会上怎样被大家讨论还是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我一开始就讲了，从根子上来讲，为什么汇率问题一直持续不断地提出来？这当然有外部压力、外部背景，可能还是学术层面的探讨，还是新兴国家的追赶，它的生产力变化，需要实际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或者是通过人民币本币对内的升值，也就是通货膨胀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外部的升值来实现。
　　我们都认为通货膨胀是不好的，所以汇率的变动从国内长期发展来讲也必然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进一步完善改革的问题。
　　从外部来讲，在G20峰会上，各国政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对我们的评价都很积极、正面，刚才讲了，是因为我们方法政策的调整是非常得到大家接受的。
　　但从中长期来讲，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刚才谭老师也讲到了汇率报告问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评估推迟了，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是它内部的制度安排。
　　进一步看，世界经济复苏以后贸易顺差的变化或是国外逆差的变化，如果美国经济的复苏会带来它贸易逆差的复苏，或者中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贸易顺差越来越快的增长，可能我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危机前仍然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采取以我为主、兼顾全球化国际环境、和我们大国地位相符合的务实方法来探讨。
　　所以我的基本看法是，短期来讲，这次汇率改革的效果非常好，但我觉得中国的汇率改革可能还处是在一个继续探索、需要进一步往前走（的过程中）。
　　网易财经：我们这次直播设了一个网友互动环节，提纲之前和卢老师交流过，网友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特别有意思。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最近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汇率的比较激烈的言论。但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这样做是想打垮中国的竞争力，也就是世界工厂这个地位。还是先问卢老师，您怎么看汇率升值是否会冲击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问题？
　　卢锋：我觉得汇率就是一个相对价格，相对价格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生产力提高了，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它的竞争力就会增长，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增长可能也是过犹不及，需要有一个价格来调节，在对外关系中，我觉得汇率就是价格。经济竞争力的增长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以及福利的改进目标兼容起来、一致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它确实会调节中国的竞争力，但如果真是像我们政府讲的汇率改革方针按供求关系调节，那也就意味着到了供求关系的临界点，如果能咬住供求关系调节的话，就意味着汇率会随着中国本身竞争力的提升和变动而调整。
　　我觉得汇率是影响中国竞争力的因素，但并不是采取相对灵活的汇率制度必然就使得我们整个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受到根本损害，反过来反而可能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在一个更加健康、均衡的格局下发展。
　　打个比方，比如我们跳高，和外国比赛，因为最初我们不学跳高，我们玩自己的游戏，在改革开放后我们要和国外一起比赛跳高，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跳，所以汇率不断往下调整，调整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很娴熟，一跨腿就过去了，这时你就需要把跳高的杆高不断往上拉，它可能并不会使你的成绩下降，但可能使你的竞争力在竞争环境下提高得更快。
　　网易财经：谭老师，您也出席了很多关于汇率的问题，类似问题一定也有遇到过，您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谭雅玲：我觉得这个网友看问题非常敏锐，而且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实际上美国把中国的汇率焦点放到了价格上，不断推高人民币升值预期，从03年到现在，美国人没有改变人民币被低估的水平点，基本是20-40%，而这是脱离事实的，中国2005到2008年的汇率改革升值了21%，我们已经升值了21%，美国人还在说20-40%，它是不顾事实的，背后可能有很强的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规划，这是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任何一个汇率的价格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可是中美很多问题的讨论、世界很多问题的讨论，没有中国制度的完善和有效，只是在讲中国汇率的价格，而这个价格是单边往上走，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和国际趋势，这样实际上是凝聚和囤积了很大风险，因为更多国家的金融危机是由货币升值而致，而更多国家货币稳定、货币贬值带来的是经济稳定、经济恢复。
　　所以，从很多教训的角度来看，汇率到底怎么走，实际上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它的关键点和核心点，就是竞争力的问题，这位网友讲的世界工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最近发布了一个制造业身份，中国好象是第一，但在去年所排的世界工厂，生产大国的概念是谁？印度和墨西哥站到了中国的前面。而我们现在如果到美国去能有深切的感受，过去我们去美国，低端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布满美国的市场；现在我们去美国超市，低端产品是中国制造、越南制造、印度制造。这个市场在被分割，而不是原来独有的中国制造的特色。
　　货币单边升值给中国带来了伤害，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在面对30%多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其中有18%是因为汇率，这个汇率就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利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文化和舆论习惯、政策切入点更多愿意说“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这个观点我承认，但“利大于弊”不等于没有弊，而中国严重回避了“弊”，对自己的“利”实际是一种损失，付出了代价。
　　网易财经：刚才谭老师说到了一点，美国一直说中国汇率低估了40%，卢老师，就您那边了解的，低估区间到底有多大？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卢锋：均衡汇率，从国际经济学的讨论来讲，当然有很多研究、很多方法，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大家公认的标准，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一些很权威的专家提出了40%或30%的估计，我都写过学术论文评论过，从技术上是有问题的。
　　但反过来讲，人民币是否就是一个均衡的水平，我个人认为确实也存在探讨的空间，一个简单的观察，咱们是一个单边市，在这样的汇率下，最后在这个市场上，除了满足进口的需要以外，市场主体不愿意在这个价格下持有美元，这就说明了这个市场还不是一个很均衡的市场。
　　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均衡的价格理论概念很有用，但实际上很难估计，粮食市场就是这样的，过去计划经济时我们统购统销，尽管也有价格，但我们都说它不是一个均衡的价格，但反过来农贸市场的价格，尽管它不是完全的供求关系，因为还有统购统销作为背景，但在有限的范围内，有买家有卖家，多少是一个均衡的价格。我们说汇率改革还有一段路要走，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改革政策中谈到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真正让供求关系对于汇率变动发生调节作用，这样也实际解决了刚才这位网友朋友提出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政策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受到根本损害，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根本损害，那是非常不可取的，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压力再大也不能做。
　　但反过来说，是不是汇率咬住供求关系的变动就注定使我们的制造业受到根本损害呢？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一旦供求关系调整，汇率在有管理的背景下既可以升值也可以贬值，如果对历史做反过来的探讨，我们在08年在汇率问题上是作出了贡献的，很多国家都贬值了，但我们没有，实际上我们是做了贡献的。但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可能我们前面的汇率不是均衡的，实际上你可以往下调一点，但反而你没有机会或是不方便往下调。
　　所以，供求关系调节汇率，调节资源分配和调节国内经济均衡的功能就受到了很大限制，估计汇率本身有多少失衡，对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但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令人信服的数字，跟很多外国朋友一起讨论我都会讲这个观点。但要看它是不是均衡汇率还是要回到是否真正让供求关系调节汇率上来，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诚实性的判断，在这样的汇率下是否有很多买家和卖家，如果是单边的市场，可能这就不是（平衡的）汇率，现在只有央行在吃进外汇，这里面有很多复杂原因，有热钱，但总体来说，尽管危机期间有很大调整，但还在增长，总体来说，我们离均衡的机制还有一个距离。
　　前面我讲了，生产力追赶是在一个阶段中持续进行的，汇率要在动态中实现它的均衡，所以灵活的汇率制度就非常重要，政府要有一点干预，但干预应该是有限的，让汇率的灵活程度增加，我觉得这跟中国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还是一致的。
　　谭雅玲：均衡点从哪儿来？现在国内、国际讨论很多问题，说人民币被低估了，它有一个计算模式和计算框架，其实很早我就说过，它是在西方非常发达、非常充分的基础上设置的计算模型，而我们现在很多论证是通过西方的板块借鉴过来充实进我们的数据，然后算出“人民币被低估”，现在我们的程度和当年西方的程度一样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它的市场完善性和我们的市场完善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的品种、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技术水平、我们的机构组成跟它的差异很大，更多人愿意拿中国和美国比、中国和日本比，比来比去，现在的中国和日本的实际竞争力差了将近30年，最终结果简单靠一个数据来论证是不准确的。
　　刚才卢教授讲到了供求关系决定汇率，还应该加上一个因素，投资和投机，现在价格的因素超出了实体经济，你说实体经济有需求吗？不见得有需求，而是投资和投机因素，为什么大家争论通货膨胀？一派认为没有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不会来临，它的传统理论依据是需求决定经济，没有经济复苏没有需求，不会有通胀所以价格不会上去；
　　还有一派认为会有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快速来临，他的理由依据是，投资决定价格，经济没有需求，有流动性，有大家的预期，大家原来的损失，这三块一定会推高价格，所以我觉得传统理论和现代（实际情况）在变化，我们要用传统理论作为依据，根据现代经济的情况来探讨、摸索价格决定的机制。
　　网易财经：谭老师，通过这次的G20公报您解读出中国未来的汇率压力可能会小一点，您怎么看下半年汇率的走势？上半年央行出了公报之后市场有很多解读，综合市场上的观点，您怎么判断下半年以及未来一年的走势？
　　谭雅玲：我觉得下半年的走势应该是先高后低，人民币可能还会创新高，因为这一轮创到了7.78，7.60的水平，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走到7.78的关键点，我觉得可能还会创新高，依据并不是因为人民银行发了货币政策发言人的文稿，而是市场技术本身必然的结果，我觉得这场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问题，但市场上最基本的原理“涨跌原则”没有改变，有涨有跌没有改变，涨大跌大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值得去想人民币为什么能够创新高？一年半盘整，一年半是横盘，6.82元，没有动，所以舆论把焦点放到了小数点后两位数。
　　网易财经：刚才卢老师有一个观点，危机之前应该调但没调。
　　谭雅玲：这一年半是美国在铺市场，用技术“绑架”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大家认为是政策结果，第一跟预期有关系，第二跟技术有关系，第三跟主导货币有关系，我们能够看到这段时间美元在跌，美元从87走到了85，美元兑欧元从1.18走到了1.23，美元在贬值，人民币必然升值，如果美元升值，人民币为什么没有升？它在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年内会创新高，现在的高可能还要慢慢升一点。
　　网易财经：幅度有多大？
　　谭雅玲：但下半年和年初的价格比较，我依然判断是“全年小幅度贬值”，因为我觉得从必然的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层面，两者之间是吻合到一块儿的，小幅度贬值并不会给信心带来影响，会给你调整和回旋带来更大空间，但贬值幅度不会很大，未来下半年双边态势会越来越明显，有上有下，有涨有跌，这个趋势是跟央行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意愿相吻合的。
　　网易财经：卢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卢锋：我不太关注每天的变化，但也看了一下，上周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三涨一停一跌，大概两百多个基点的升值，千分之三左右。这是一周的，也不能说这一周（的数据）就有多大意义，但我估计可能会代表今后一段时期汇率的走势。
　　这里面确实有涨有跌，在技术层面我不是太知道技术细节，但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是调控因素的市场，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它的波动，公报说有涨有跌、区间浮动、供求调节、一揽子货币，我觉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还是“波动中温和的对美元升值”，但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客观原因，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兑美元最近一段时期有点往上走，但总体来讲，从150左右会变到120，这是很大的美元兑欧元的升值，人民币事实上是盯住美元的，所以也有事实上的升值。
　　也就是说，不管欧元在我们这一揽子货币中占的比例……假定它占的比例大，这样的盯住会导致一揽子货币的有效货币有显著升值，如果再加上中国通货膨胀的比例，GDP通缩指数的上涨程度比欧洲、美国高，实际上今年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是比较显著的，名义上是兑美元温和、缓慢的往上走，但有效的名义汇率是显著升值，实际汇率有更高的升值。
　　网易财经：谈到这个观点，未来几年的汇改，刚才两位老师也谈了，这次没有本质变化，未来汇改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是否每次都会面临美国说我们一顿然后我们就调整的困境？
　　谭雅玲：我特别值得借鉴的，在当前的货币制度下，美元有宏观的战略，同时也有微观策略和微观技术，中国宣布了一揽子货币，将近五六年的改革，我们要高兴我们取得的进步，同时更要去反思、检讨我们的不足和我们的问题，这对中国的汇率改革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货币本身的改革、货币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过于注重宏观，缺少对微观的布局和有效政策。
　　一揽子货币我们推出了，那么一揽子货币的模块到底是怎样的，有多少种货币，含量各占多少百分比，如果有这样的模块出来，市场操作起来可能更清晰，我们应对美元一枝独霸，面对升值贬值给我们带来的敏感度时会有所调节，而且会有板块分流，但实际上现在面对一枝独霸，面对参考一揽子货币我们没有框架、没有模式，所以我们在做什么？只能单一盯住美元，美元的交易、美元的投资、美元的结算占比是最大的，但按照汇改当初的界定，周小川行长提出“贸易是第一板块”，结算和交易上是第二板块，外债是第三板块，储备是第四板块。贸易是第一位的，现在推人民币结算，依然是以贸易为主，为了便捷贸易、方便贸易，给贸易打开通道，不使贸易拖累经济，你的宗旨是在这里。但如果你参考了一揽子货币就没有必要推人民币结算了，贸易是第一权重，我跟缅甸、韩国、美国的贸易交往一定有比例，比如5%、10%就可以出来，所以我们汇率制度改革需要细化、到位，既给基本原则、基本框架，又给实际操作空间和市场配比，这样再谈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双向走势时我们有市场。
　　美国能够做到自我和自主最主要是因为它有市场，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最大化，我们也想以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我们没有市场，我们的企业只认识美元和人民比，其它货币的配比我们没有明确框架和市场配置，所以企业操作起来、认识起来、想利用起来非常难，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技术手段，找不到市场的配置，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汇率制度改革宏观大方向一直做的很好，但我们缺少微观，缺少市场有效的配置，把清晰的政策框架告诉投资者、告诉企业家、告诉进出口商怎样应对外部的变化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网易财经：“一揽子”是可以公开的吗？
　　谭雅玲：“一揽子是可以公开的，现在管理层把一揽子做到了什么程度都还在猜，有的企业已经做了一揽子框架，在决策层没有的时候，市场推出它的难度也很大，央行发言人把我们的汇率制度改革决心又一次透彻向市场展示了，这别不够，因为05年我们就展示了，现在我们需要做务实、有效、确切有市场的一揽子框架模块，这样我们在谈的时候可能就有技术层面、产品层面、市场层面去依托货币政策的框架。
　　网易财经：卢老师，你怎么看未来几年的汇改思路？
　　卢锋：关于汇改，好象还是在方针上有共同的意见，回到政府传统的表述，供求调节、一揽子参考，还要有管理，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是正确的，简单来说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个命题，我个人觉得是正确的，也可以管很长一个时期。
　　关键就是怎么具体落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供求关系为基础还是供求关系能在一个更大程度上调节汇市的变动，影响实际汇率，并通过汇率办法给市场方方面面的主体一个价格信号来调节中国结构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题目知易行难，要做到其实挺困难的。
　　一个简单的困难就在这儿，你要让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的话，可能实际汇率有明显的升值，如果我们不接受通货膨胀，名义汇率有升值的压力，过去几年讨论中大家分歧比较大，如果升值过快，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冲击，怎么能把利益和认识的分歧协调得很好，逐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汇率体制，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个人也觉得，供求关系为基础基本调节汇率，政府还是可以起一定作用，对于具体建议我也没有太下功夫，但我想，央行或有关部门有没有可能确定一个干预上线，现在基本是区间干预，确定汇率不要升或降多少，反过来有没有可能在量上做一个干预？谭老师，你们是做操作的，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探讨。
　　这完全是探讨性的说法，比如央行每年买进外汇或卖出外汇确定一个上线，1000亿美元或2000亿美元，现在有一个共识，中国不缺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对于流动性的需要，对于实际交易的需要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和03年的讨论完全不一样，那时我们还说外汇储备还不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如果外汇储备不够，国际收支的灵活性就得不到保障。
　　现在这个担忧没有了，我可不可以完全从汇率不要过度浮动上给一个数量干预的上线，在这个上线基础上完全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
　　但我估计即便这样汇率还是很可能有一个升值的趋势，这就要通过进一步探讨、利益磨合以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就像汇率贬值改革一样，实际上是经过了15年的探索，在新的环境下，灵活汇率制改革不知道需要多久，可能现在还是中盘阶段。
　　网易财经：卢老师提供了一些比较新鲜的思路，在量上做一些干预。网友提出了问题，是，汇率在变，政府在做，国际上在炒，G20也在谈，但作为个人投资者，作为企业家，我们怎么面对这种波动？如何才能在这种波动中保持我自己的利益？
　　谭雅玲：我觉得波动从一个角度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波动有不确定性，往哪边走很难说，美元升值也会贬值，欧元处在贬值的通道上，但欧元也有机会升值，这两种机会都存在，对于投资者而言就是风险，因为风险来自于不确定，你判断升还是贬，整个市场的走向是升还是贬，但从市场角度来讲，应该说投资者有很大的机会，在价格往下落的时候你应该看到它未来的希望，因为任何一个价格基本规律没有变会有升值的可能性，欧元已经走到了1.18，现在1.23，欧元会不会往上走？这两周已经非常明显了，它想突破1.25，走到1.30都有可能，第一个，特里谢告诉全世界，索罗斯的言论是不可信的，欧洲的货币知识框架合作很好。
　　第二，欧洲生产出来的数据在往好了走，这些都告诉欧元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模式，他的危机不是一夜来临，很快瓦解，而是有很多错落的因素。上周美联储的0%的汇率没有变，它已经没有底线了，欧元的利率1%啊，利差会推高欧元，投资者面对这样的价格变动你要想，欧元现在走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可以买一些欧元，未来欧元涨，一抛了就能获利，所以你要考虑到它可能给你带来的利润空间，货币的急剧波动和经济面、政治面都有很大关系，但对于投资者而言，掌握波动中的机会去得到投资收益，当然，风险是第一前提，有效把握风险才能得到可观的利益回报，风险评判应该是第一位。
　　网易财经：现在可以买入欧元了，对于企业呢？
　　谭雅玲：对于企业而言，他的观念面临提升，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只是停留在“我是生产者”、“我是制造者”，生产和制造商品这三种模式是跟金融和资本脱节的，甚至有时候完全对立，它并没有资本运作或金融运作的概念，昨天看到陆家嘴论坛，大家谈上海航运事业的发展，我们的上海航运只停留在生产链本身，而西方的航运是把金融融入到航运当中，是“金融航运”的概念，所以在租赁、销售以及财富管理等等很多方面，我们的手段是非常单一的，对企业而言，你面对汇率风险时，应该是你过去不熟悉的领域，而现在汇率把你的损益点带来的焦点敏感度非常高，你应该学会去观察金融，去看汇率，用更多汇率的手段、汇率的品种，用更多金融的品种来保全你的利润，扩大你的财富，我觉得应该把生产跟资本联系起来，把商品跟金融联系起来，这样一个过程的连接会使你的企业在面对风险时不等，面对收益时不满足，这样就会有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网易财经：请卢老师来总结这个问题吧，对刚才这位网友的问题您怎么看？怎么面对汇率变化？
　　卢锋：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我是教经济学的，我觉得汇率在短期对我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普通老百姓投资的选择很有限，汇率微乎的调整是否能马上给个人带来投资机会，我觉得很有限。
　　但刚才讲到了中国人民币在经济发展中的崛起，人民币跟美元比较趋势的变动，确实，投资美元可能对于一般投资人和一般消费者有很大限制，国内一些学界朋友一块儿聊，对于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说法不一，但在吃饭的时候问“你现在有多少美元？”他们都坚定的说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早就把美元出仓了，大家在处置资产时对于汇率高估还是低估了可能还是有一些个人看法的。我问过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就是你们老说人民币要升值，热钱要升了，所以我赶快出手。他有一套逻辑，但总体来讲，行为是这样的。
　　刚才也谈到了欧元跟美元，确实，最近很短的时间内有一些变化，市场对它的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非常大的程度还是取决于欧洲能否解决它的债务问题，这个事情还是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从欧洲的官员和政治家来讲，我相信他们的本意也是这样，要说欧洲出现更大的问题和更崩坏的情况，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会使他们本身在应对问题时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但我们也有一句话“形势比人强”，是不是他们的意愿和所有努力、智慧能够改变一些难以改变的东西，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确实，现在欧元跌得很厉害，有一种回调可能性，但这种回调到底是短期的还是可持续的，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从企业角度，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如果贸易需要，包括一些真实的在国外投资的需要，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从货币的角度来做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QDII一直不是特别成功的原因，反过来QFII做的很好，前段时间我听CIC中投公司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内部讲座，他也讲，对我们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们不能投资人民币资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因为你不能投资人民币资产，才需要一个中投。实际上也说明，这些最好的投资家实际上是知道的，在配置资产时，如果能够全球配置，总体来讲人民币资产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当然我在讲座中听说，中投做的还是很不错的，80%的对外投资金额都已经做出去了，从他们报告的情况来看，投资收益也不错，说明我们有非常好的投资专家在这儿做。但客观上说，因为不能投资人民币资产，这对他们的整个财务报表和投资收益是有局限的，所以从企业来讲，我觉得真实投资需要美元时就会用汇的需求，从货币的角度，因为我是外行，我觉得这好象比较困难。
　　网易财经：好，时间关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位叫YQ的网友问卢老师，在汇率政策波动时，从宏观上，有没有配套的外贸措施？
　　卢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也不断的在表达，就汇率改革，很多时间点都可以灵活推进汇率改革，但从短期来讲，应该是国内内需比较强的时候，有一点通货膨胀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可能一些研究人员觉得，考虑到中国动态汇率有低估压力，也许是我们主动把汇率体制、政策往前走一步的适当时机，有一个重要考虑，当时宏观经济的V型回升，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通胀压力、有资产泡沫压力，这时候你把汇率松动一下，让基本面的因素发挥更大作用，让汇率有控制的、温和的往上走，实际上这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是经济比较强、比较好的时候。
　　反过来说，汇率改革总是需要关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汇率调整，如果是升值，对于外需会起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总需求比较弱时进行汇率改革，在宏观上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反过来经济增长比较快，特别是有通胀压力时，可能会派生出升值走势的改革。
　　网易财经：谈得意犹未尽，非常感谢卢锋老师和谭雅玲老师，特别感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给予我们的关注，10分钟之后将是第二场直播，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也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宋国青，欢迎网友继续关注，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