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24日电／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外国公司已控制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国家若不对此问题加以重视，中国种业或将面临灭顶之灾。对此，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指出，中国种业面临的风险确在逐步加大，种业问题事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扶植国有种业公司，同时对外资企业的扩张加以限制。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自2000年《种子法》颁布之后，中国种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但由于国内种子企业规模较小，难与大型外企抗衡，造成跨国公司大量涌入。这些外资企业除了严重挤压国内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加紧在国内进行研发布局，对中国的种质资源和种子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

　　人民日报指，目前外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美国先锋公司的“先玉335”玉米更仅用3年时间就迅速成为中国第三大玉米品种。

　　学者吁国家政策扶植国有种业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外资垄断中国种子市场后的诸多不良后果已一一显现。他们大幅提高种子价格，“天价种子”不断涌现，甚至出现了“1克种子1克金”的情况。更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外国种子已从最初的蔬菜、花卉领域迅速扩张至粮油领域，比如“先玉335”玉米种子已完成在东北玉米主产区的扩张布局，目前已占吉林省玉米播种总面积的10%，并呈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李国祥指出，种业问题事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目前看来，中国种业面临的风险确在逐步加大，外资企业的野心不容忽视。李国祥直言，给“洋种子”以可趁之机的原因很多，除了中国种子企业缺乏竞争力之外，相关政策也存在疏忽。

　　李国祥介绍，距今为止，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仍然对其国内大田作物种子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如印度就规定国外公司在合资中的股份不允许超过40%。而中国目前对此并无详细的政策规定，从而造成国内种业市场被国外公司“攻城略地”的局面。中国应出台相关政策，扶植国有种业公司，并借鉴印度等国的经验，进一步严格品种登记制度，严格控制转基因品种的销售和推广，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田作物种子进行更严格的把关。

跨国粮商“俘获”巴西、阿根廷　引多国警惕

    中评社北京7月2日电／北半球的很多国家又进入了收获粮食的旺季。前两年的粮食价格高涨让人们记忆犹新，今年会是怎样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那么真有想控制“所有人”的人吗？这种野心大概有，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在成功“俘获”了南美粮食大国后，“孟山都”等跨国粮商随即便被欧洲和非洲国家打了“反击战”，显然，很多国家已经在粮食安全的敏感嗅觉上“回过味”来了。有专家提醒，对于曾在大豆种植上吃过亏的中国来说，其他国家与跨国粮种大鳄间上演的每一场攻防战，都是“绝佳的教学案例”。

　　跨国粮商“俘获”巴西、阿根廷

　　环球时报报道，在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巴西，原本被热带雨林包围的亚马孙地区这些年有不少树木被当地农业生产者砍掉，改为种植大豆。在这片逐渐形成的亚马孙大豆产区，有一条从菲利兹到兴古的120公里长的“大豆公路”，公路两旁新开辟了14家种植大豆的大型农场。来自美国的ADM、邦吉和嘉吉3家跨国粮商在这条公路沿线投资新建了23个大型粮仓，专门用于收购和储藏这些农场产的大豆。它们还在亚马孙腹地的圣塔伦市建设大豆专用码头，从那里把巴西大豆装船出口。跨国粮商活跃在巴西的场景，每年一到收获季节都会重复出现。它们通过仓储和运输，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这个地区的大豆贸易。而在价格上，跨国粮商在收购巴西农产品时又是以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格为准。

　　据巴西农业联合会近期调查，巴西大豆出口的84%是被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4家跨国粮商收购和出口的。该会负责外贸和国际事务的多尼泽特表示，“这种过分集中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巴西国家新闻公司2006年一篇有关大豆生产的专稿也提到，“4家跨国企业控制了巴西大豆生产、收获直到销售的全过程”，如果巴西农户想脱离跨国公司来“单干”，马上就会面临资金、运输、客户等各种难题。

　　巴西大宗农产品出口逐渐被少数大型跨国企业所控制，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当时，在巴西国内出现过针对是否种植转基因大豆的讨论。1997年后，跨国种业公司在巴西的邻国阿根廷率先打开缺口，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制的转基因大豆开始在南美推广种植。由于转基因大豆可以减少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成本，巴西大豆农户不顾政府禁令，私下从阿根廷走私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考虑到大豆种植农户的现实利益，巴西政府和国会只能通过颁布行政法令的形式，允许豆农种植和销售转基因大豆。到了2006年，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在巴西首次超过传统大豆。

　　在南美大陆，阿根廷的农业曾经是成功的典范，拥有丰富的农业生产体系，在自给基础上还有大量剩余。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中期，梅内姆政府声称，为偿还飞涨的外债，要将传统的粮食生产变为转基因作物的工业化种植。于是，自1996年起，孟山都公司便开始启动控制阿根廷粮食生产的进程。在最初阶段，孟山都故意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吸引阿根廷农户选用自己的种子，阿根廷一时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实验场，超过20万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被逐出自己的家园，为大型商业化农业大豆种植商让路。而当其转基因种子迅速扩散、阿根廷农业经济逐渐受控于外国集团时，孟山都又开始收取专利费。尽管阿根廷农民提出强烈抗议，但“技术补偿基金”还是于2004年底开始实施。到目前为止，阿根廷只能无奈地接受这样的现实―――转基因大豆播种面积已占到农业用地的一半以上。

　 跨国种业大鳄成了“种子警察”

　　在国际上，有人把跨国物种公司的推广行为称为“种子警察”，目标就是控制全球的粮食生产。印度棉农、“玉米故乡”墨西哥的本土玉米种子、巴拉圭的大片农田和战后的伊拉克都吃过不小的亏。本国粮食生产被国外公司控制，也让阿根廷等国开始反思。全球性粮食问题非政府组织“GRAIN”在阿根廷的分部认为，跨国公司对阿根廷农业发起的控制行动分为扩张、威胁和收费3个步骤，最终导致阿根廷中小农户遭受不幸，社会财富被榨取，“这不是单一事例，这一幕也正在世界各地重演”。阿根廷生物学家劳尔.蒙特内格罗博士称：“看到部分人为了追逐眼前利益，大肆破坏植被，播种转基因作物，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也让政府和农民之间因农业政策而矛盾不断，真令人为整个社会感到痛心。”

　　与拉美两大产粮国巴西和阿根廷的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受到外来控制相比，非洲各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显得高度敏感。孟山都CEO格兰特曾感慨：“非洲是最难进入的市场。”自2002年起，许多美欧粮食巨头就不断施压，希望非洲国家接受扩大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但进展十分缓慢，迄今只有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5国推广了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据南非非洲生物安全中心披露，去年4月他们发现孟山都提供的“耐旱玉米”在3个省份都无法授粉，导致20万公顷农地绝收，对此孟山都居然采取付“封口费”的办法，向受灾农民提供总计4200万美元的补偿，条件是“不许把事情说出去”。非洲生物安全中心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在非洲普遍的种植模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让传播这些消息，结果只能让最底端的农民无端成为受害者。而这样的案例，也让安哥拉、赞比亚和苏丹表示拒绝接受国外的转基因粮食援助。

　　近年来，美国的种子公司也在欧洲遇到很大阻力。2008年，德法艺术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叫做《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的纪录片。该片由德法加3国共同摄制，揭露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根本不像其所说的可以自行生物分解，相反还会破坏环境。1998年时，德国曾种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MON810型转基因玉米，但到了2009年，德国政府又下了禁令。德国农业部长认为，下禁令有合理的科学依据―――因为MON810型转基因玉米对环境构成危害。德国《图片报》6月初报道了一起“德国迄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丑闻”：德国有7个州的农民最近“错误播种”了另外一种型号为NK603且同样遭欧盟禁种的转基因玉米种子，使多达3000公顷的土地受到污染。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很早就将确保粮食安全当成基本国策。特别是日本，将“粮食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呼声很高。对于粮食控制问题，《环球时报》记者曾希望采访日本著名国际农业问题专家高濑国雄，但他表示，涉及日美农业政策的话题都是敏感的，作为政府机构的顾问不便对此表态。

　　据记者了解，尽管日本对国外种业公司的种子开放，但日本始终把大米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日本不是农业生产大国，却是农产品消费大国，在粮食安全方面也有来自国外的压力。由于土地资源稀少，日本人均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1／42，除大米以外，其他农产品基本靠进口。以大豆为例，日本每年消费量约440万吨，国内生产仅能满足6%，其余的有74%主要从美国进口。因此，在粮食价格上也只能看进口国的脸色，农产品市场处于不可预估状态。如美国调整能源政策，大量使用玉米发展生物能源，会直接导致日本玉米进口数量突然减少。近年来，由于粮食、饲料价格波动很大，也带动了日本市场上肉类和禽蛋价格大幅攀升。

　强调种子国产和“不再卖地”同等重要

　　跨国粮商从出口获利着眼，不顾巴西生态环境的做法已经引起巴西专家的担心。巴西亚马孙国立研究所科学家沙利斯说，“盲目发展大豆种植业，破坏当地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这是最大的犯罪”。巴西社会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安德烈也认为：“将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改变为单一的大豆种植，这是不能接受的。仅看到眼前利益，不顾生态的重要性，将来是要吃亏的。”看到亚马孙周边地区的森林被农业生产者砍掉，更是有人担忧地说：“种植大豆虽然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也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应对跨国企业在转基因种子上的控制权，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表示，“巴西只有自己投资鼓励研究和开发转基因大豆，才有可能实现生物技术上的独立，保持巴西大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与外国研究机构开展有转基因作物研究上的合作。目前这家公司开发转基因大豆品种已经有14个，并提出未来巴西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将全部实现国产化。

　　除了担忧大宗农产品的出口被少数大型跨国企业控制外，巴西舆论近来对外国人到巴西大量购置土地也提出质疑，要求国会和政府立法对外国人购地进行限制和严格管理，不要让“巴西土地落到外国人手里”。巴西《经济价值报》6月23日和24日先后以“禁止外国人购地是出于国防战略的思考”、“农户赞成限制外国人购地”为题进行反思。据了解，巴西公共检察院和负责土地登记的全国土改局已开始对外国人在巴西购置土地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在国际媒体最近两年的报道中，日本是海外“屯田”的主角。《读卖新闻》2009年的一份报道说，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将在巴西投入1.5亿美元，到2014年时获得25万公顷的农地开发权，这相当于神奈川县的总面积。然而从日本民间机构“转基因情报室”得到的消息是，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南美洲积极推进转基因农产品开发的国家，即便在那里获得耕地，今后也不能保证它不受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影响。《读卖新闻》还说，“美国的嘉吉公司在巴西经营了30年，目前从那里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

　　非洲重视粮食安全的另一个表现也是对土地买卖的严格限制。许多非洲国家都规定，外国企业不经特别许可，不得购买本国土地。近年来由于粮荒严重，许多国家曾传出“土地换粮食”的新闻，如乌干达、马达加斯加，但最终都被证明是夸大或误传。不过，“将国家农地长期出租给韩国大宇种粮”的传言还是导致了马达加斯加前总统拉瓦卢马纳纳被政变搞下台。

农业部长：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中评社北京7月9日电／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就中国当前的粮食发展战略和粮食安全问题，该报日前专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粮食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

　　问：对中国来讲，粮食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韩长赋：我用两句话概括：一句话是粮食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解决好13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另一句话是我国是人口大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的方针。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问：为什么强调要立足国内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多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土地和水，对此您怎么看？

　　韩长赋：因为我国人口多、粮食需求量大，靠国际粮食贸易无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首先，全世界粮食还不够吃。据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4400亿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2000亿斤，年均增长　0.5%。2007／2008年度产需缺口约400亿斤。虽然这两年产略大于需，但粮农组织预计今年国际稻米供求趋紧。第二，国际贸易量很小。每年大体在4800亿斤左右，不到我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比如，稻谷是我国口粮消费的主体，占口粮的近60%，消费量每年3700亿－3750亿斤，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也就是500亿D600亿斤，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5%左右，通过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十分有限。第三，我国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还存在运输成本问题。进口粮食从上海、广东到岸后再转运到贵州、甘肃，尤其是偏远的农村，成本太高，消费者吃不起。多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土地和水，确实有道理，但从国情看，只能适当进口，不能依靠进口。

　　确保粮食安全任务艰巨

　　问：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是个什么状况？

　　韩长赋：从供给看，我国粮食连续6年丰收，连续3年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说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　1万亿斤水平。也就是说，在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情况下，正常年景能保持产量1万亿斤。从需求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预计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11450亿斤以上。从供求关系看，我国粮食虽然连续6年丰收，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80亿斤。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保粮食安全是政府责任

　　问：如果对粮食安全问题再作一点深入的分析，粮食安全主要是哪些问题？

　　韩长赋：我认为粮食安全从某种角度讲，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城里人的问题，不是农村人的问题。从全国来讲，除一些受灾地区和贫困人口外，农民自产自食，总体不存在粮食问题。一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目前我国城市常住人口总数是6.22亿人，城市化率以年均0.8%的速度增长，城市人口每年大约增加1100万人。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二是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首先是消费结构提升。消费加工食品需要消耗更多的原料。比如，苹果，鲜食的话，一顿1个就可以了；榨成果汁，1杯果汁要消耗3个苹果。城里人蔬菜、水果、肉奶吃得多，蔬菜、水果消费的增加需要占用更多优质粮田，畜产品消费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转化。

　　第二，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主销区的问题，不是主产区的问题。全国80%左右的商品粮、90%左右的粮食增产量来自黑龙江、吉林等13个主产省区，广东、浙江等主销区粮食产需缺口逐年扩大。过去是北煤南运，南粮北运，现在是北粮也南运。

　　第三，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农民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要粮，农民要钱，这个矛盾怎么统一？这涉及政策取向和制定问题。要依靠政策激励，增加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第四，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稻谷问题，稻谷问题的核心是粳稻问题。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有余，玉米平衡，稻谷不足，其中主要是粳稻短缺。保障粮食安全，增加粳稻生产是一个突出的重要任务。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问：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韩长赋：要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以实施粮食重大战略工程为抓手，以提高单产和优化品种结构为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田生产能力。

　　二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科技要以种子为重点，要加快培育以大企业大基地为主体、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提高优良品种的研发和扩繁推广能力。

　　三要大力建设粮食优势产区。把优势产品放在优势比较突出的产区生产，能够极大地提高产量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商品率。

　　四要提高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从农民积极性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帮助农民减少种粮成本，规避生产风险；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增加种粮比较效益。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促进总量和品种结构平衡。

如何面对外资粮油巨头的“步步为营”

    中评社北京6月11日电／外资粮油巨头在中国粮食市场“步步为营”。丰益国际自2001年9月与河南合资兴建粮油加工企业开始，已盘踞中原腹地近十年。近日，该公司投资的“益海嘉里”粮油项目正式落户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举意味着丰益国际在国内的粮食产业链渐趋完备。

　　上海证券报发表经济学博士马红漫文章称，对于当下外资介入国内农产品行业的状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益丰国际等公司加速上马独资的面粉加工等项目，是其业务触角的战略性延伸。虽然目前这些从种植到终端销售各环节的子公司利润微薄，但如若其扩张步伐不受任何规制，外资巨头不久后就可能全面垄断粮食产业链。届时，农业终端产品也极有可能重蹈食用油覆辙，统统被归集到国际巨头的品牌名下，其品质、价格等关键要素决策权及产业厚利均被外资收于囊中。但另一方面，国内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历史表明，单靠自身因素根本无法保障其发展壮大，农产品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假如没有外资的介入，国内的“三农”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无须讳言，前一种观点是目前的主流看法，即警惕外资控制国内农产品市场。在商言商的跨国巨头并非扶持中国农业的“慈善家”。随着农业各部门对外资的倚重，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作物对外依存度同步提升，定价权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曾有媒体报道，国外种子公司生产1粒甜椒种子成本仅1分，但在中国市场却要卖到1元。但由于相关市场已被国外公司垄断，农民只能被迫接受高价“黄金种子”。除了这一极端案例，跨国巨头“野心”的全面发力最早体现在食用油市场。此前，以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已控制了中国近60%的油脂企业。丰益国际就已在中国市场拥有了“金龙鱼”、“口福”、“胡姬花”等多个知名品牌。中国食用油市场被外资企业牢牢把控在手里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公众只能被动接受食用油涨跌无序的价格，市场自主选择空间因此而受限。

　　文章表示，尽管外资控制市场的风险的确存在，但辩证思维更有益于解决具体问题。外资在进入中国粮油领域之初，曾博得一片喝彩之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农田长期以个人耕种为主，不仅上游播种极易受自然因素影响；而且下游粮食价格又常受行政定价约束，价格偏低。粮油行业成本收益的不对等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积极介入。就此而言，外资巨头不计成本地进入这个领域，带来了类似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弥补了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空缺，提高了农业产出规模和就业数量，为中国农业注入了新鲜活力。而且，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快速提振当地经济，也对外资设立粮油项目敞开了大门。事实上，跨国公司能在国内农业市场脱颖而出，恰是因为其本身跨越了国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风险收益不对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市场竞争优势的体现。

　　制度上的优势使得外资介入国内农业市场有了必然性。首先，跨国企业投资遍布全球，由此能够对冲单一区域的自然灾害风险；其次，全球采购、全球销售模式，规避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管制问题，能保证一定的投资收益；再次，海外金融市场有成熟的农业产业保险机制，跨国公司能够借金融产品创新实现风险与收益共担。

　　文章认为，真正需要把控的，是外资介入的度。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提出过“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该理论认为，后发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需要政策去保护和扶持，而不能轻易地全面开放，否则民族产业就会被外资打垮而失去发展机会。从韩国等经济体对农业保护经验看，对外资进入农产品行业需要有范围、比例两个限制，初期应以终端产品、非敏感产品为主，至于粮食油品则需审慎开放；为避免全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局面，需要将单个外资企业进入的比例限定在10%到15%之间。

　　此外，扭转外资操控粮油价格的关键，还在于全面提升本国生产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关制度建设因此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财政资金应大力支持农业系统的技术研发工作，对现代化耕种设备的购买给予更大比例的补贴，鼓励农村技术培育市场的扩容；要积极培育农产品期货市场，完善农产品定价机制和农业金融风险对冲机制；出台针对性政策，鼓励有实力的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整合既有资源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与国际巨头相抗衡。

　　文章强调，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粮油市场，的确可能影响国内基础农业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部门需要动用政策去排斥，争取主动，设法使得外资彻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是解决问题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