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恶化使得世界经济前景扑朔迷离；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改第一季度高位运行的态势，各项经济指标先后出现下滑。“最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困扰着决策层。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左也不是，右亦不对。“两难”是一个坚固的平衡，但也是一个思维的死角。

宏调：通胀与通缩

“放容易，收困难，按节奏收是难上加难。”刺激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在世界经济形势很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刺激计划后续操作理当慎之又慎。

“退出计划还应慢慢来。”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下半年宏调不宜出手太猛，但也不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具体来说，货币政策不说放松，但也不要过于紧缩；清理地方债务有理有节，因为地方融资平台如果死了，地方政府就无法发挥作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崔新生则对《国际金融报》表示，应谨慎使用货币政策，防止社会游资越来越多。

宋颂兴特别提醒，制定政策时要避免重蹈2008年覆辙。2008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减速政策，产生了连锁的负面效应，对中国经济打击相当大。

楼市：高房价还是高增长

房地产调控任务艰巨：不可半途而废，又怕过犹不及。房价过高，公民居住权得不到保障、产生大量“房奴”；房地产萎缩，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在其他民生投入方面就缺乏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失去新鲜血液。

宋颂兴认为，如果房地产调控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说明这个调控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调控政策本身值得商榷。我们需要反思这一史上最严楼市调控政策，调控房地产首先要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而不是仅仅一味去打压房地产。宋颂兴建议，楼市调控的重点应在于有效增加房屋供给，缓解房价过高的压力。

不过，崔新生并不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的说法。“这完全是一些人炒作起来的。”他认为，房地产是个不攻自破的概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有限。因此，这一所谓“两难”根本不存在。

价改：力推还是暂缓

我国许多资源性产品生产过程中，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没有体现在价格中，资源价格只反映了资源的开发成本，国家对资源使用的征税也少得可怜，资源性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也不合理。这种粗放发展方式无疑不利于企业节约使用资源。

然而，资源价改的过程，实际上是产品价格上涨的过程，目前通货膨胀预期明显，资源价改也陷入了两难境地。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通胀与调结构孰轻孰重的选择上，只要不会导致恶性通胀，就应该坚定地推行资源价改。

宋颂兴告诉记者，从国际来说，很多资源价格定价的主动权并不在我们手里，而是被国外机构掌控，“切勿盲目听信国际投行的观点。”崔新生补充道。从国内来说，资源企业的市场垄断使民众不得不为高价格买单。因此真实的市场价格一方面要破除行政管制，另一方面要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根据市场需求定价而不是供给定价。”

汇改：维稳还是升值

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企业的生存境况刚有所好转，人民币升值压力骤起。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决策：若升值过快，企业将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尤其担心的是，一旦人民币升值无法阻止“热钱“的撤离，我们的经济就很有可能面临180度转折，紧缩随时就会转变为央行向金融系统大规模注入流动性。

日前，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对此，宋颂兴认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因为人民币不放开，做不了硬通货。但这一过程的推动需要逐步进行，如果仓促升值很多，很多企业必死无疑。在升值过程中，政府还应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帮助加工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大势所趋下，出口导向型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崔新生指出，这些企业应该通过实现产业创新，更多地扩大内需，而不是外贸。

增收：涨工资还是促就业

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中央提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眼在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反过来也会直接和间接地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然而，如果一味提高劳动者收入，相应的企业成本便会增加。“在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先行上调工资无疑增加企业负担，打击其积极性，使其规模萎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不主张用硬性上调最低工资的手段调节收入，也不太主张用重税转移高收入者收入，因为他们也是劳动所得，这对他们的利益是一种损害。

收入分配牵涉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牵涉到消费，怎么才能扩大消费？“中国的消费现状是，有人无钱消费，有人有钱不敢消费，有人有钱找不到可以消费的东西。”孙立坚说，因此，关键在于企业要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能够满足高收入阶层的产品。

转型：促出口还是扩内需

我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逐渐暴露，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内需当中投资占比过高，但是，如何做到既增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又不再走过去一味扩大出口的老路？

“这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非常好的解决方式。”谈到这一点，孙立坚深有感触。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中国马上吸收外需转为内需危险将会很大，因此不要着急，问题还是交由市场解决。况且，我国目前还是非常需要劳动密集型企业。宋颂兴与其观点相同，他还指出，近年来，我国出口结构已经调整了许多，农牧等产品出口在减少，相应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增加。

崔新生建议，一方面我国出口企业应增强自身定价能力，另一方面给我们的产业定位。他认为，我国经济是产业结构失衡，而不是经济结构失衡，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投资规划和产业投资基金，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出口之外，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宋颂兴认为，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向发展先进制造业转变，调整下来的来料加工业可以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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